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兼职)，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原院长、研究员，现为中科院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研究员，材料科学、晶体专家，1923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
       郭可信的父亲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在1926年去黑龙江修建呼(兰)海(伦)铁路。1931年秋，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郭可信那时在南岗喇嘛台第十七小学读书。日本关东军在当年9月18日攻打沈阳北大营，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接到蒋介石不抵抗的密电，这样沈阳及整个东北就很快被日军占领了。日军在那年冬天攻占哈尔滨，首先攻进南岗并发射不少炮弹，他们全家在夜里仓皇逃到松花江畔的道里区，可是第二天这里也被日军占领了。之后学校虽然复课了，但是有些老师陆续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有的参加抗日救国军去了，有的被日本占领军抓去了。他那时才八岁，虽然还不大懂事，却也知道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压迫了。
       后来，他父亲在1936年去重庆修建成渝铁路，把他们兄弟几人留在北京、天津读中学和大学。(编者注：我校建校之初就从国统区绕道香港、朝鲜来校任教的铸造理论专家、博士生导师郭可讱教授，是郭可信院士的大哥。)天津南开中学是一所闻名全国的学校，除了学习抓得紧外，体育和文化活动也很活跃。他是住校生，在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中过得很愉快。谁知好景不长，日本侵略军又在1937年7月7日进攻北平南苑，占领丰台，切断北平的铁路交通。没几日，日军又在7月28日拂晓在大炮轰击下攻占天津。他们兄弟三人先逃到住在天津英租界的姨母家，接着又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经大沽口逃到青岛。那时在华北各地都有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组织，安排食宿交通，送学生去后方。他记得在从济南去南京的火车途中还赶上日机来袭的警报。那时他才十四岁，就已经尝到流亡的滋味了。
       到了重庆，就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三年级。重庆离前线还比较远，头一年还算太平。1938年底，武汉沦陷后，日军为了逼蒋介石投降求和，对重庆大肆轰炸。在1939年5月3日及4日两天，敌机轮番轰炸，整个重庆变成了一片火海，死伤无数。他家虽然幸免于火，但重庆是不能再住下去了，就迁往重庆北边在嘉陵江畔的北碚。不久，他们家里也落过一颗炸弹，从二楼屋顶进来穿过地板钻到地底下，幸亏未炸。不然，没躲进防空洞的弟弟就要死于非命了。那年夏天，几乎天天夜里都有敌机来袭，他们学生就扛着铺盖到学校附近的田野里去睡，白天照样上课。躲警报已习以为常，并且逐渐学会了从炸弹与空气的摩擦声猜出落点的远近。万恶的日本侵略军连沙坪坝的几所大学和南开中学也不放过，几次袭击投下不少炸弹。有一颗就在离他几十米处爆炸，幸亏他们都趴在地上，处于弹片飞起的死角内。但随着弹片飞起的灼热的泥土却在他背上留下一个二分硬币大小的烧伤疤痕。1941年夏考大学时也曾赶上空袭，不过招考的大学和考生都有准备。考试时间赶上空袭，考生都躲进防空洞。他就是在炸弹的隆隆声中念完高中并考上那时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读化学工程。
       浙江大学原在杭州，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燃起战火后，几经迁校，最后到黔北。因为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容纳一千多名师生，只好分在遵义、湄潭和永兴场三处。那时遵义都没有电灯，更不用说开始时连公路都不通的湄潭及其所属的永兴场了。他们一年级学生上课和住宿都在永兴场的江西会馆及楚馆(原为江西、湖北两地做生意人的临时住处)。二年级以上学生，理、农科在山青水秀的湄潭，文、工、师范科在历史名城遵义。黔北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好似远离战火的一块安乐土，加上风景优美，更有名师授业，无怪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后说浙江大学很像剑桥，有一种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和宁静的学术空气。谁也没想到日本侵略军会在1944年冬打到这块地无三里平的贵州来。两千多日本骑兵从广西进入贵州，陷独山，直逼都匀，贵阳告急。离前线较近的唐山工学院决定迁校四川，在黔北的浙大也动荡不定。在这时，他与100多名同学决定投笔从戎，准备上前线打鬼子。当然，在蒋政权统治下，这只是一种空想。1945年夏日本投降后，他回到浙大重修四年级课程。1946年夏毕业后正值第二届公费留学考试，他考取去瑞典学习冶金。
       郭可信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在八年抗战中完成的。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他深深认识到国家不强盛就免不了挨打，人民免不了受迫害。在这种朴素的认识下，他带着强烈的“读书救国”意识，在1947年踏上去欧洲的征途。在瑞典九年，先后从事在大学中并没学过的金相学和晶体学方面的研究。凭着这股爱国热情，刻苦学习，发愤工作，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1956年春看到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号召留学人员回国参加这一伟大事业。他当即决定放弃在瑞典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在“五一”前赶回北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深深为人民的强大力量所震憾。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第二个春天，他在政治上人了党，尽管他已接近60岁，还是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郭可信先后出任中科院沈阳分院院长、中科院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研究员。他培养了100多名研究生；先后从事晶体结构、晶体缺陷及准晶方面的研究，用电子显微镜研究准晶及相关晶体相结构，在准晶的新颖对称性和准周期性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1篇。与中年科学工作者合著了《电子衍射图》、《晶体对称》，编著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并主持编辑了准晶学、高温超导体及电子显微学国际会议论文集12册。除了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外，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1980年被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郭可信院士认为：这一切，都是八岁起就遭受日本侵略军的一系列迫害而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开始的。
                                       (本文据郭可信教授自述改编)
       编者按：郭可信院士1983年1月在我校讲学期间，应编者邀请，结合我校实际，畅谈了如何增强高校学术风气问题。编者写成的题为《学部委员、我校兼职教授郭可信谈高校的学术风气》一文，发表在1月23日校报上。全文如下。
       郭可信教授在我院期间，除了指导教师和研究生作科学研究，进行其他讲学活动外，还潜心做学问。他在没有安排活动的日子，常到图书馆去浏览世界各国的有关科技文献。话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在图书馆，我发现阅读国外资料的教师和研究生不是很踊跃，这是同拥有1500名教师、300多名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研究生的重点理工科大学很不相称的。前些日子，看到一篇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反映我们学校认真为国家培养高级工业科技管理人才，这对四化是很好的贡献。但文章中也谈到一个情况，就是在教学上习惯于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很少交流学术思想，开展活跃的学术讨论。这些情况，都值得重视，并努力加以改进。

                               学术空气不浓有历史上的、政策上的种种原因，
                                    要求教师做到“五项全能”不科学

       郭可信教授分析说：学术空气不浓，是一些高校和研究机关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有历史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听说，最近有地方要求教师做到“五项全能”，教学、科研、外文样样都搞一刀切，提职考外文很严格，又不同专业结合，就是现在的教授也不一定能答好。考教授这种办法过去搞过，效果很坏，现在这样做，不是引导教师去建设科研和教学中心，弄得不好，倒有可能鼓励搞“外文中心”或是其他什么中心了。
       当前的形势很好，科学是生产力，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郭可信教授说，这样，我们就更应该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在培养人才和出科研成果上多为国家做贡献。当然，要培养一个好风气不是短期内能够办得到的。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春种、夏锄、秋收，得有一个过程。围绕这个问题，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聘请国内外学者、教授讲学，
                                          或办短期学习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他说：目前我们有些习惯于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局限于一种观点，一个领域。长此下去，就很难适应世界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形势。因此，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可以聘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名流前来讲学，或者开办短期的学习班。大连是避暑胜地，大可利用这个优势多多举办暑期学习班，听讲者可以包括学校的毕业生，当地的科技人员，但主要是教师、研究生。科技上的新东西等到你在杂志上见到，一般已是四、五年以前的事了。在这种学习班里，你就可以了解到更新鲜的知识。一般说来，科技工作中一出现新苗头，就可以拿到学术会议上去讲的。我主张，教师去听讲，不一定听本专业的。这样，就可以改变知识面太窄的状况，做到逐步广博起来。因为，各种学科都是相互渗透的，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际上是相通的。不少边缘学科正是在相互渗透中发展起来的。

                                          对国内外专家，不要太讲究
                                            接待的礼仪，而要重实效

       目前接待专家，特别是国外专家太讲究礼仪，接送和宴请好讲排场，郭可信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一次，我送一位英国教授回国，他不让送，说：“你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做你应该做的工作。”我到国外参观讲学，离开时主人一般连办公室都不出。他们是节约时间啊。
       郭可信主张，学术交流，贵在实效。他说：听说陈景润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听讲者仅十来个人，而讨论得却很热烈，双方都有收获，这是很好也是很正常的事。而我们组织学术讲演，听讲者常常坐满一屋子，听后有时缺乏讨论，有时甚至毫无反应。这在外国人看来，就是缺乏礼貌了。你邀请他来，最好你在学科领域也有自己的工作，对他也有吸引力。
                                  
                                          坚持经常的学术讨论制度，
                                         给教师增加点压力，大有好处

       郭可信教授说，他经常看到我校工程力学系开展学术讨论的布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在金属研究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室也是这样做的。他说，这种学术讨论要经常化，形成制度，最好两个星期举行一次。讲的东西不一定是成熟的，在研究工作中有心得就拿出来交流。要鼓励大家发言，造成一种风气，能独立思考，提出新见解的就给予表扬，与名教授观点不一致也不要紧，不要说他“不尊敬师长”。否则，总不敢发言，正像女排总结的，“老想不输球，早晚得输球。”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其实，这样做，对教师才是一种更好的考核。经常提出新见解的，说明他治学勤奋，有水平。听说我们学校机械系金俊泽同志到日本进修，两年中在日本金属学会春、秋两季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四、五篇学术报告，还和导师一起写出论文投寄美国的《冶金学报》，这就很好。相反，老提不出报告的，就形成了一种压力。在国外，你拿不出科研成果，一般是当不了副教授的。这种你追我赶，互相促进的局面，就促使教师去接触科技的新情况，研究发展中的新问题。到图书馆去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

                                          还可以通过研究生，
                                          把学术风气促进一下

       郭可信教授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在学业上主要应该学到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会自己读书，为今后结合工作，获取更多的知识打下基础；研究生则主要应该培养创造能力，学会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
       他说：欧洲很多国家培养研究生根本不上课，也不考试，导师出个题让你独立钻研，到论文答辩时“算总账”。这种方法也有可取之处。例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密立根教授指导安德逊博士论文，他只指出研究方向，具体工作都是安德逊独立地完成的。后来安德逊因此发现正电子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安德逊认为密立根教授是他一生中得益最多的人!
       我们国家按部就班的教育传统有其长处。但培养研究生也可灵活些，知识面要广一些，不一定上那么多课。有些课程，给他指定参考书，让他自学、写心得，导师给评语。这是符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古语的。总之，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闯，去独立钻研。
       这样，对学校的学术风气将会起到推动作用。不过做起来可能会有阻力，有些研究生因为不适应，可能还会反对。我认为，只要方向对头，就得坚持。总之，我们要探索出一条改革的道路来。
       郭可信教授在给研究生做报告时，谈了《大学生时代的两件很有收获的事》。当时编者写成“学者轶闻”发表在同期校报上，颇受学人注目。现同时转载如下：
       郭可信教授17日在给全院研究生做报告时，谈到他当年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两件很有收获的事情。
       第一件：学化工最难学的是《物理化学》(当时叫《理论化学》)。教我们的老师人称“江南才子”，他教书像讲“天书”，很难懂；但考试却来得厉害，总有三分之一不及格，补考之后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因不及格而留级。这就迫使我们去好好读书，学会自己治学的本事。这对于我后来从事科学研究获益很多，我对这位老师的教导终生难忘。
       第二件：我有半年没有上课。利用这段时间，到学校的图书馆去，自己看了100多篇科技文献，接触了不少新东西，锻炼了从大量的不同学派的资料中分析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到国外由化工改学冶金不感困难，最多再看一二百篇文献就可知道个大概了。
       通过这两件事，使我学会了自己看教科书，学会了自己查文献，一辈子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