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创校时期化工系教师，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月油化学、催化专家，1917年11月生，江苏溧阳人，”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1998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彭少逸于1939年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母校当了两年助教。然后于1941年到重庆动力油料厂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室孙增爵先生（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美国MIT博士）对研究工作种的创新问题十分重视，积极倡导新观点、新方法。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即使在那种条件下，在孙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在此影响下，他在思想上一直思考如何搞出新东西。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初回国后，即来新成立的大连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任教，教了一学期普通化学；同时在大学所属科学研究所搞科研。1950年7月，大连大学建制撤销。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更名大连石油研究所。后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彭少逸在此任研究员、室主任。1961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工作中，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在选择科研课题上都是从国家当时的需要出发，因此多年来在他的科研工作中，无一例外地都是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课题的。但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不断创新的信念。当然，他所追求的创新是在国内条件能够实现的前提下的大胆探索。
       彭少逸院士早年从事石油炼制和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50年代从事石油炼制催化剂和色谱分析研究，组织领导了合成油七碳馏分脱氢环化制甲苯研究，开发了催化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1960年以后研究成功柴油中芳烃的抽提，已用于生产；发明了碳纤维高效脱氧催化剂，以及活性碳为载体的非贵金属脱氧催化剂等，均已用于高纯气体的生产；领导开展了一碳化学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他在催化学科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997年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要在已有基础上更进一步
       彭少逸从事科研工作几十年，多次改行。起初摘有机合成、炼油，之后又搞过色谱、萃取和分析，后来才落脚到催化上来。他说：由于我多次改行，就不可能在某一个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但正是由于接触的学科比较多，知识面也就比较广，多种学科的汇合比较容易激发新的思维。
       他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科技工作者，不能以效仿他人为满足，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看到别人已经有了的技术，自己再去努力仿制，填补省内或国内空白，这是好事，但不能说是高水平。对一项技术，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才是科研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通常对有些使用成熟的技术，想要超过它的确很难，但老的东西就不能翻新了吗?这要看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要翻新，走老路是翻不出来的，必须是与众不同。别人没想到的，你想到了，这就是创新。他举三个例子，一个是过去搞纸上色谱，用纸作为载体，用有机溶剂做流动相。由于毛细作用，就把混合物带上去，因为溶解度不同，所以分成一个一个点。当时他就想，为什么别人都用水作为固定相呢?于是就考虑采用甘油作为固定相，马上得出新结果。芳香族化合物的异构体在一般的纸上色谱都分不开，而用甘油就全部分开了。像邻二苯酚、间二苯酚、对二苯酚等性质相近的组分都分开了。再一个例子是，他们发明的氮气高效脱氧剂，就摆脱了常规思维。为了搞出新的东西，他们想到用优质活性炭为载体，它既有载体的作用，又是还原剂，碳与氧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开发成功氮气中脱除微量氧的新工艺，变革了多少年来工业上的旧工艺。还有一个例子：许多快速反应，由于内孔扩散的制约效能不高。而纤维具有非常大的外表，克服了内孔扩散阻力，如用铂载在氧化铝纤维载体上加氢，效率可提高100倍。
       他举这三个例子是想说明，不管搞什么样的工作，总要有自己的新见解，想办法搞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同时还要认识到新陈代谢是客观规律，没有一项技术是十全十美的，都是可以更新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交叉越来越多了，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任何一项发明已很难是单一的学科能够做到的，它往往是多种分支学科综合在一起的结晶。所以他认为要搞出有特色的东西，单靠某一学科的长处常常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对某些学科都有一定的知识深度的话，这样就比较容易把不同的学科结合起来，从而比较容易激发新的思维。
       彭少逸认为，要想创新，首要的一点是思路要活。做研究工作，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把知识积累与科研工作结合在一起，勤于思考，新的构思就产生了。所以说学科知识面要广一些，并尽可能要有一定的深度。这是开拓思路、科研创新的重要条件。

                                  以分析、批判的观点吸收别人之长

       彭少逸院土说，我们做科研工作，需要有一个题目。一般来说，总是导师给的，当然导师给的题目不一定是导师自己的意见；你自己也可以提出愿意干什么。不管是自己提出来的，还是导师给的，要做一个科研题目，首先要查文献，看看前人解决到什么程度，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结合自己的题目拟定一个方案，确定研究工作该怎么做。这里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看文献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
       他认为，我们国家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解放以后又受到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比如，1958年，我们提出来超英赶美，有雄心壮志是好的，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达到超英赶美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方法不对，采取闭关自守的方法。不开放，用闭关自守的方法来搞建设，那怎么能达到超英赶美的目的呢?直到“文革”以后，邓小平把这个局面一下转了180度，开放了。开放以后，我们从外商那里买来很多生产技术，中外合资的、外国独资的都进来了。这又引起了我们思想上的动荡，就是我们不如人家。解放前，由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崇洋的思想；解放后，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但是没有真正达到批判的目的。所以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看到外国的东西比我们好，这个崇洋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了。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随处可以见到很多商品叫外国名字，而且那些名字在外国都没有，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商品含有外国的味道，就身价倍增。为什么不叫中国名字呢?这不是崇洋又是什么?
       彭少逸指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崇洋思想也是很严重的。比如，某人的一篇文章在国外发表了，就觉得与在国内发表不一样，这是不是崇洋思想?外国人引用你的文章，这本是国际上很通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国引用法国的，法国引用德国的，这是很平常的事。而我们就不这样看待了，一听说是外国人引用了谁的文章，就认为如何高明。这又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认为我们不如外国人。外国人说好，就高兴得不得了。总把自己看得低人一头，这不是崇洋是什么?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不如别人，跟别人比我们有差距，这是客观存在。从我们思想上来说，要认识到这个局面是不正常的。但有些人总觉得中国人比外国人笨，这是不对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也不少，中国人哪一点比外国人差呢?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到外国就行了?很明显，环境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了。正是这个原因，现在有一些去国外留学的人不愿回来，你能说这些人都不爱国吗?不能这么说，确确实实是国外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比国内好，所以他不愿回来，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过分指责这些人不爱国，总是要实事求是嘛!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呐，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大，父母养活了你，国家、社会培育了你，你总还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吧!
       话说回来，我们查文献，首先要做到不崇洋。因为你若有崇洋思想，就不能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我们看文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从别人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看出他的思路，看出他的思想特点，吸收他学术思想上的长处，并能分析、判断，提出他不足的地方，把他没有解决的问题作为你研究工作的借鉴。这样提出来的研究计划，就不会是跟着别人走的。如果你的思想被文献束缚住了。觉得别人比你高明，你的创造性就没有了。所以看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很好地吸收别人的正确见解为我所用，而不是被文献牵着鼻子走。

                                       机遇总是落在有,准备的人的头上

       在科研活动中，彭少逸认为科技人员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自然界某个课题的进攻性。这种素质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要搞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Chances  benefit  the  prepared  minds”，意思是机遇落在有准备的人的头上。
       彭少逸说，为了做好工作就要勤于思考，不甘寂寞，不满足现状，老是有这么一个愿望。这样，机遇就有可能降落到你的头上了。如果不是prepared    minds(有准备的头脑)，机遇来了也不会找到你。做研究工作要出奇制胜，怎么才能出奇制胜呢?我们现在研究的超细粒子催化剂是一个中间的东西，它们介乎本体和原子之间。这种材料由于颗粒小，达到了纳米级，具有不寻常的功能，使合成烃过程的产品分布得到改善，提高了产品收率。这就是因为它是新的体系，产生了新的尺寸效应，才使我们有新的发现，取得更好的效果。
       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意外的现象或结果，这在思想上也要有所准备，意识到会导致新的发现，不要随便地、轻率地弃之不顾。这个时候要警惕了，不要认为实验失败了，这恰恰可能是个好东西，千万不要扔掉了。大家知道有一种分子筛催化剂叫ZSM—5，原来设想是用甲醇对一个碳氢化合物甲基化，但做的结果是甲醇没有了，甲醇究竟变成什么了呢?结果发现变成了高辛烷值汽油。原来预想的结果没有得到，而意外的结果却出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所以说一种探索性的工作，常常会出现歪打正着的现象。这虽然不很普遍，但这种机会也是不少的。

                                    要投自己的信任票，要有坚定的信念

       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资金投入的限制，在一些科研条件上我们与外国有差距。彭少逸认为，这只是一些外部因素，关键还是内在因素，在于建立信心。搞科研工作的第一条是要投自己的信任票，不要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不然什么出息都没有。首先要肯定自己就是这块料，要投自己的信任票，相信自己是有所作为的，这样才有强大的推动力。他在50年代末研究色谱时就想建立一个新的碳氢化合物快速分析方法，即不用颗粒氧化铝，而是把氧化铝涂在耐火砖、硅藻土等惰性担体上。怎么涂呢?有机铝盐，如异丙醇铝，醇盐溶解于苯，把苯的醇盐液体浸在硅藻土上，然后通过水蒸气，同时加温，表面上形成一层均匀的氧化铝膜。用这个做色谱分析，一分钟，所有的碳氢化合物全都分出来了，一个一个峰形很窄，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认为在科研工作中，尤其是在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时，不要灰心，要有信心，要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你有解决困难的决心，办法就来了。从事科研工作，走探索创新这条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不要怕失败。
       有那么一句话大家可能也知道，叫做科研工作允许失败。他不赞成这句话，科研工作怎么能允许失败呢?不能允许失败。可以是未达到预期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失败。关键是有没有好的想法，如果有了一个好的想法，觉得很值得搞，但怕失败而放弃了!如果是这样，你的胆子就打了个对折，即使是很好的路也会走不下去。你准备去做一件事情，就不要患得患失。设想出来了，只要路子是对的，暂时做不出来也没有关系。他的体会是，有了理论根据，而且设想也比较成熟之后，就大胆地探索，终究是会成功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

       彭少逸院士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很重要。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每个人都受到社会上各方面的影响，你不能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所谓影响就是对是非的评价，遇到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要正确对待。林则徐曾讲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做一个科学家，必须心胸开阔，有博大的胸怀，善于与别人合作，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贡献。千万不要低级趣味，一有利害关系就斤斤计较。本来别人有贡献，你把别人的贡献贬低，你就把事实歪曲了!这是很明显的。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无所谓，都是别人的，我什么也不要，要持科学的态度，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不要过分。比如发表文章的署名，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都属于这类问题。俗话说“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表现人们看得见。
       对于科研道德，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叫做“道德文章”。“道德”就是现在说的德，“文章”是你的才，要德才兼备。“道德”在“文章”前面，这就是对人的评价首先是看道德好不好。“道德文章”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