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第二任校长、教授，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著名力学家、教育家，1916年7月生，江苏锡山市鸿声镇人，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98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钱令希教授幼名钱临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钱伯圭、哥哥钱临照(物理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给了他良好的家庭熏陶。他1936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同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1938年毕业，获最优等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在叙昆铁路局、川滇铁路公司和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1941年任云南大学教授。1942年起，任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初，应我校主要创办人著名教育家、“老院长”屈伯川博士“三顾茅庐”之邀，来到我校。先后任教授、科学研究部主任、数理力学系系主任、工程力学系系主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顾问。1988年学校改名，任大连理工大学顾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后来任技术科学学部常委，1991年当选学部主席团成员。1998年被选聘为中科院资深院士。1956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至第七届代表。197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被评为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1994年被评为辽宁省功勋教师。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第二届副会长。1987年，接受以比利时国王名义授予的列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钱令希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两次)、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杰出访问学者奖、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他的传记，先后被收入《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锐意求进发展力学
钱令希常说，“在学术上，我老是不安份的。”从40年代到年逾八旬的今天，他一直在力学领域纵横驰骋，锐意求进，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钱令希在大学读土木工程专业，对桥梁工程特有兴趣。出了校门，在抗日战争的后方云南从事铁路桥梁工程。当时，我国桥梁工作者在边陲澜沧江上架起了一座跨度虽小，却是现代化的悬索钢桥。他虽没有参加这项工程，但是感到非常振奋，蓄意要深入研究这种桥型的性能。1941年转入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教书时，他认识到要建造大跨度的悬索桥，必须用大挠度的非线性理论。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工程师们对此是力不从心的。但他用力学概念作深入浅出的研究，使数学模型和运算得以简化，使这个非线性问题的分析可以用完全是显式的计算公式和曲线来完成，省事实用，精度又相当高。这项成果在1948年美国土木工程学报上发表。由于它的创造性和面向工程的风格，于1951年被授予结构力学的莫采夫(Mosieff)奖。当时，抗美援朝的战争已爆发，钱令希拒绝去美国受奖。
1950年，钱令希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余能理论》，开创了我国力学工作者对变分原理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证了余能理论为非线性问题提供的一个有力的能量变分原理。在这以后，力学变分原理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有了很大开展，做出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包括国际闻名的胡海昌—鹫津一般变分原理。
1951年，钱令希的《超静定结构学》和《静定结构学》两本教材问世。书中有不少是教学过程中师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像静定结构学中的机动分析通路法、超静定结构学中的集体分配法、调整分配法以及空腹桁架分析都是概念新颖，便于工程实用的新内容。其中提出的调整分析法颇受人注意而得到推广和发展。直到现在，50年代读土木工程的学生，还常称道这两本教材；有些力学工作者仍被它不落俗套的构思和简洁明快的风格所吸引。
钱令希一贯认为结构分析最应该关心的是结构在荷载环境下的极限承载能力，用它才能估计一个结构方案的安全度。长期以来，他总想为工程师提供方便实用的极限分析方法。60年代初，他在《力学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关于壳体承载能力的论文，从能量原理提供了一个方法。1965年，他又和钟万勰一起在《力学学报》上发表了《论结构极限分析并建议一个一般变分原理》的论文，为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引起了力学界的广泛兴趣。80年代，钱令希和博士生用计算机技术、有限元方法和线性规划的结合，在《力学学报》上发表了一个便于工程实用的一般性方法——温度参数法，用以统一解决极限分析和安定分析，效果很好，并在1990年于美国召开的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及管道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后来，他和博士生又改造了这个方法，用弹塑性弹簧和刚性单元构造有限元模型，既可以简化计算工作，又可提高应力分析的精度。这个方法可有效地用于岩土力学中的极限分析。
早在60年代初，钱令希就已敏锐地察觉到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将会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影响到各门学科的进程。他预感到结构力学面临的重大改革，就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学习计算机分析必要的数学知识；他自己更是博览群书，进行知识更新；同时在力学界竭力倡导把古典的结构力学和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结合起来，努力在我国建立计算力学这一新学科。在1973年中国科学院力学规划座谈会上，他做了题为《结构力学中最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和响应。此时，大连还没有可用的电子计算机。为了抢时间培养出一支队伍，钱令希顶着“文革”中不要科学、不要知识的逆流，取得党组织的支持，带领一支小分队跳出“斗、批、改”的旋涡，去到上海，结合实际任务掌握这门技术。刚去时，他领着中青年教师跑了8个设计院。在工程实际中作调查研究，找寻课题和服务对象。在他的指导下，一批中青年教师很快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在国内很有影响。上海电视塔、辽宁与上海的体育馆、上海卫星地面站大型天线等工程关键问题的力学分析，都借助这些成果而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在困难的政治气候下争得时间，使我国在计算力学领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许多。他们后来研究的多项成果，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土木建筑、桥梁、造船、航天、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1980年，钱令希领导开发了“多单元、多工况、多约束的结构优化设计——DDDU系统”。它把力学概念同教学规划方法相结合，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传统难点，在为火车、汽车、特种车及雷达天线等进行优化设计时均取得良好效果，在实用性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项成果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980年和1981年，他在大连和杭州组织了两个全国性的计算力学会议，进行交流和推广。1983年，他和钟万勰、程耿东、隋允康等发表《工程结构优化的序列二次规划》一文，找到一条切合结构优化设计实用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发了DDDU程序系统。这个系统后有4个版本，逐步从研究性的优化程序发展到面向工程应用的程序。这个程序系统比较完善，得到工程界的应用，也为国外同行重视。同年，钱令希总结这些工作写成我国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工程结构优化设计》，当年获得我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
由于钱令希教授倡导计算力学在全国产生的良好影响，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力学学会大会上，经过第一届理事长钱学森教授的推荐，大家一致选举他担任这个学会的第二届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作推荐时说：“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知识，走到了前面。我表示十分钦佩!”
1984年2月，为推动力学与工程结合，并反映我国计算力学的最新成果，钱令希亲自担任主编，创办了《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杂志。1985年8月，他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出版。
由于钱令希等的大力倡导，计算力学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公认。中国力学学会组织了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已举办了多次国际的和国内的学术会议，推动着计算力学这一学科的发展。
为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1981年，他率领代表团赴比利时和英国访问与讲学；1982年，他又去美国考察、讲学；同年，他担任了国际著名的计算力学杂志《Computer Methodsin Appplied mechanicsand Engineering》的编委。1983年8月，他在大连主持了中美工程计算力学学术讨论会。他还是国际计算力学协会(1ACM)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协会，已于1986年9月正式成立。1985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第十一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钱令希教授应邀作大会讲演，介绍我国应用力学的现状和展望，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1985年11月，他又应日本东京大学原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向坊隆博士的邀请，到日本去作学术访问和交流。近年来，年事已高的钱令希教授仍多次出访比利时、法国、瑞士和美国等国家。
在钱令希所在工程力学系里，已成长了一支研究力量，在他和钟万勰、程耿东两位院土指导下正在计算结构力学领域内努力工作。除一些理论性研究之外，结构优化设计继续向计算机辅助设计方向发展，已开发了混凝土结构的FCAD系统以及用途更广泛、功能更全的MCAD系统。他自己“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不顾年老体衰，仍在跟踪学术新动向，身体力行，不断地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
面向实际服务工程
钱令希在30年代读大学时，就产生了“读书人爱国，只有从发展科学做起”的思想。留学回国在叙昆铁路局工作时，为修建全民抗战的国际通道(从重庆到缅甸)，他在人烟稀少的云南边陲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桥梁踏勘。经过麻疯病流行地区，也毫不畏惧。那年冬天，他和另一位工程师硬是凭着两条腿，在一段140多公里的线路上，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型定位。这段经历为他此后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工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他风尘仆仆，经常奔波于水利、桥梁、造船、港湾建设和海上采油等部门，使力学切切实实地、创造性地服务于工程建设。
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以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工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这两座使“天堑变通途”的桥梁规划、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1959年，他参加了我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型大头坝型——梯型坝，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长江》杂志上。这种独特的大头坝型结构合理，有利于大体积混凝土浇灌，施工方便，投资也较节省。后来，在浙江兴建乌溪江上湖南镇水力发电站，就采用了钱令希建议的这个坝型。这个坝高达128米，长440米，分22个支墩，是我国最高的支墩坝，于1979年10月胜利建成。后来，广西32．6米高的龙门坝等也采用了这种梯形坝型。
五六十年代，在我国蓬勃开展的水利建设中，大型薄壳拱坝是极有利的坝型。当时，薄壳理论还不能用于拱坝分析，国外习用的试载法过于繁复，且结果难于判断。所以，一般中、小型拱坝常用纯拱法和拱冠梁法。其力学模型的假设虽然清楚，但略去的因素太多，过于粗糙。钱令希于1959年在《大连工学院学报》和《中国科学》上连续发表文章，把拱坝壳体的扭转作用纳入拱冠梁法，增加的计算量不大，但得到的结果却进一步接近于实际，所以工程单位乐于采用。
60年代初，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国际形势也很严峻，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显得十分迫切。当时，我国决定建造自己的核潜艇。钱令希教授为适应这个需要，毅然承担了为建设核潜艇研究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问题。他亲自挂帅，组织一批中青年教师协力攻关。这种形状复杂的壳体，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他们努力研究它的合理结构和分析方法。 “文化大革命”初期，钱令希和主要助手都受到冲击，但他们没有放弃研究工作。1967年夏天，当学生纷纷“杀向社会”，校园里略现安静时，钱令希带着两名年轻人又来到办公室继续研究。经过整个夏天的挥汗奋战，终于完成了十几份研究报告，给出了相应的理论和算法。在报告寄出的第二天，一场大规模武斗又顿使校园气氛紧张了起来。钱令希庆幸他们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感叹地说：“此乃天意助我！”他们的这项成果应用到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并反映在我国潜艇计算规范上，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得了奖。题为《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的有关学术论文，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1973年，大连理工大学承担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原油输出港——大连新港主体工程的设计任务。这项工程是落实周总理“三年改进港口面貌”指示，为扩大大庆原油出口而兴建的。1976年建成之日，那全长1公里，共有9跨的抛物线上弦的钢结构栈桥飞架在碧绿的海面上，显得十分宏伟壮观，获得了中外工程界的交口称赞。这座桥就是钱令希教授领着四五个中青年教师研究、设计出来的。“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当他提出这个施工快、材料省、受力合理、使用方便、美观大方的方案时，有些好心人劝他：“这种桥型，国内无先例，在国外也没有这么大的跨度，还出过不少事故，不必去冒那个风险。”钱令希不为所动，认真总结了国外失败的教训——节点设计不合理、钢材质量差、焊接技术不成熟。他采取了用柔化连接的思想以降低节点应力集中问题等办法加以改进，亲自做实验，并跑了全市10多个大工厂，找到了扬长避短的有利因素。同时，他又领着作了4种跨度、3种桥型的科学实验，终于把这个优化方案定了下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75年夏天，在栈桥第一跨组装的日子里，年已花甲的钱令希一连20多天没有离开施工现场，和工人、青年教师一起住工棚，吃几分钱一碗的蔬菜。为了把自重405吨的桥架安全准确地整体吊装到桥墩上，他冒着炎炎烈日，四处奔波，寻计觅策。为了等第二天早晨赶潮起吊，他在海边整整一个晚上跟着工人一起做准备。
近年来，钱令希年纪大了，仍热情地接受很多工程单位的聘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给他们作科技咨询，尽力为他们服务。他还担任了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高级顾问，关心着我国这个重点企业的有关工程建设。
鼓励学生超过自己
钱令希从事高等教育58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育、科技和工程人才。他们中，有些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些成了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更多的是工程实践部门的领导力量和业务骨干。他在浙江大学工作了近10年，大部分教学生涯是在大连理工大学度过的。他与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重点理工科大学同呼吸、共命运，到现在已48年。在这里，他担任了学校第一任科学研究部(现科学技术处)主任，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的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在这里，他参加和指导了土木系港口及航道工程学科的创建，这个学科为国家海港建设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又创建了工程力学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梯形队伍，使这一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办起了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81年到1985年，钱令希担任大连工学院院长。他领导全院师生员工解放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并多方促进与国内外学术交流，在为学校造成一种群贤毕至、群星灿烂的局面和良好的学风与环境，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教育家，钱令希认为，教师永远比学生强的事情，在天底下是没有的。因而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并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他说：“学生要是不比先生强，我们的科学和教育还怎么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学生的尊重，对学生的热爱。解放前夕，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他的助教和学生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钱令希心里有数，对他们十分敬佩。有一次，他在资料室的柜子里发现一藤箱书籍，都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著作。当时，他是系主任。从此，他亲自把资料室的钥匙保管起来，不让人随便进入。事后，当时的地下党员、青年教师，后来担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朱兆祥教授说：“钱老真是深受我们爱戴的爱国知识分子。”钱令希是名教授，但和青年学生相处，总是平等待人。同他们谈心时，不但介绍自己治学和作人的成功经验，也讲失败和教训。他11岁考上了刚刚建校的江苏省苏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从农村到城市什么都觉得新鲜，不禁贪玩起来，一学年下来，成绩很不理想，英文连26个字母都背不连贯，历史课还没有考及格。他顿感问题严重，决心换所外语不读英语的学校，从头干起。1928年10月，年仅12岁的钱令希经过了一个暑假的发奋学习，居然跳了一个年级考入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的中学部。在这里，他不再贪玩，而是严阵以待，潜心攻读。第一年，他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前进，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法文集中训练；第四年，他又以优秀成绩直升大学部。当时，这所大学按照法国习惯，不呼学生姓名，只叫学号。“800”号的钱令希一路顺风，大学年年都考第一名。他结合这段经历经常对学生说：“学习如同钻螺丝钉，开头要锤几下，搞正方向，把基础打牢，后来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开头钉得歪歪扭扭，拧起来就事倍功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钱令希鼓励学生超过自己的事更是感人。
40年代末，他在浙大土木系开了一门选修课：《高等结构力学》。听课的学生只有两人，胡海昌和潘家铮。在课堂上，用讨论交流式的教学，使师生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更多的时间，钱令希是把自己的讲课提纲给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当学生提出有意义的新见解，钱令希就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教材中去。有时，干脆鼓励他们自己把它写出文章来。就这样，师生之间切蹉琢磨，教学相长，钱令希本人也感到很有收获。后来，这两位学生都很有建树，一个成了中科院和航天部的力学专家，一个是水利部和能源部的总工程师。1980年，双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土)。钱令希高兴地说：“在他们的业务领域里，都做出了比我强得多的成绩。”
钱令希和中年力学家钟万勰合作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事迹，更为大家传颂。钟万勰是个非常有才能的青年力学工作者，反右时，就是因对钱伟长教授所谓“反党”表示“没有看出来”而受到批判，丢了团籍。从此处境不佳，难以发挥才能。1962年，钱令希趁一次人才交流的机会，经过努力把他调到了大连工学院。报到的那天，还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这棵好苗子进入了新的环境，果然枝叶茂盛地成长起来。第一年，他接替钱令希教《结构力学》课。第二年，两人合作，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一篇关于极限分析的一般变分原理的论文，引起了力学界的注意。60年代研究复杂壳体，钟万勰是钱令希的主要助手；70年代开拓计算力学，钟万勰在钱令希的指导下，更是一马当先，成果迭出。1972年，经过钟万勰的精心分析，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高达156米的电视塔整体吊装一次成功，并写出了后来获奖的题为《群论在结构力学中的应用》的学术论文。1978年，根据钱令希的推荐，钟万勰由讲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81年，钱令希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不久，就把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交给了钟万勰。他们一起搞优化设计的研究。他们研制开发的DDDU程序系统已经打进国际市场。后来，钟万勰又致力于计算力学和最优控制理论的交叉渗透，开拓了新的路子；出版了《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使它的工程计算体系适应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要求。钟万勰本人已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又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钱令希既高兴又谦虚地说：“多好啊，钟万勰的路子宽，已跑到我的前面去啦!”
在70年代初，钱令希教授还克服种种阻力，先后把受到左倾路线影响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程耿东、林家浩两位年轻教师调回到学校。他们两位都是“文革”初期毕业的优秀研究生，先后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赶到北大荒劳动，后安排到沈阳当中学教师。调回学校后，在钱令希的热心指导和关怀下，成长都很快。程耿东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年出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林家浩在科学研究上也生气勃勃，成果喜人。
钱令希爱才、识才，并且不拘一格培养人才。1981年，他的博士点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施浒立，大学本科读的是机械工程，硕士论文属于电子工程，他是抱着改变过去国内外天线的电磁与结构两部分孤立地进行研究和设计的传统做法，慕名来向钱教授学习计算力学这一第三专业的。钱令希对他的志向十分欣赏，经过考核，欣然录取了他，给予了精心的指导。1984年7月，施浒立跨学科的博土论文《双反射面天线“结构一电磁’’系统优化设计的研究——复合场的最佳偶合设计方法》，顺利通过了答辩，被认为是有开创意义的论文。事后，钱令希谈到这件事时说；“施浒立的论文涉及多个学科，一部分内容超出了我的专业，我是不熟悉的。我就是喜欢学生的知识面比教师更宽，更加现代化。这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珀教授立即决定吸收施浒立到科学院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从事天文物理技术的研究工作。这样，施浒立就成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双科博土”。
钱令希年事已高，他把学生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还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给予必要的帮助和鼓励。他与浙大时的上述两位学生联系密切。胡海昌是国际上有声望的学者，经常和钱令希老师讨论学术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非常虚心，对老师关怀备至。潘家铮中学时代酷爱文学，与水电事业是“先结婚后恋爱”。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浙江的新安江、衡江走向广东的流溪河、海南的昌化江、西南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红水河、乌江，到西北的黄河和汉江，最后又到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对祖国的水电事业产生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但是他对文学和写作还是很留恋，平时还积累了许多手稿。前些年，他回首往事，准备结合自己的经历，写一本兼有文学性和知识性的书。为此，他同一直关怀着自己的钱令希老师商量。钱令希觉得这本书对当今的青年知识分子会有启迪意义，极力支持他把这本书写出来。书成后并高兴地为他写了一篇序言。1992年，这本题为《春梦秋雨》的书籍已经出版，果然受到了青年学子和很多知识分子的欣赏。
1993年5月，钱令希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祖国大陆派去工作的中国港湾建设总公司香港代表、振华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方天中，成为第一位获得香港工程师学会认可的内地工程师。他大学毕业后做过许多港湾建设工程，他负责的四川天然气化工厂重点项目，工程质量在国际上毫无逊色。当年3月，又投标香港新机场“东浦发展计划第一期——地盘开拓工程”，以7．32亿港元的标价，一举击败国内外诸多强手而告捷，签订了中资公司首次投得香港新机场核心工程的合约。看着看着，钱令希想起了当年认真听他《港口工程》课的一位年轻人。他聪明好学，成绩很好，当年就十分喜爱，还曾想过让他留校工作。这位年轻人就是方天中。对学生取得的成就钱令希感到十分欣慰，第二天就写了长达3页的贺信，和大连理工大学校长联合署名发了出去。不几天，钱令希又泼墨挥毫，以工笔手书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送给他。身居闹市的方天中得此厚爱，十分感动，写了封长信感谢老师的精心培育，表示一定要学习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品格，继续开拓进取，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钱令希教授是1942年初与数学教师倪晖女士结婚的。他们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在昆明出生，取名昆明，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后来读了北京大学硕士学位，现在是我校副教授。女儿生在杭州，取名钱唐，“文革”中自学了大学课程，后来考上计算数学硕土生，现在美国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
附：1999年春节前，我校附小宓鹏菲、韩放等小朋友给钱令希爷爷拜年。钱老很高兴，勉励他们“好好学习，为祖国多做贡献”；并以谈治学的经验教训为内容的文章相赠。此文言简意赅，十分亲切，催人奋进。现征得钱老同意，全文刊登。
一
我9岁到村镇高小住读。11岁考入刚建校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初中部主任沈佩弦以及好几位教师后来都成了大学教授，被誉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也在苏中教书，可见当时苏州中学的教学水平之高。我来自乡下，对城市的一切感到新鲜，贪玩影响了学习。一年下来。英文26个字母虽见面认得，却背不下来，历史也考了个不及格。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苏中虽好，我却像夹生饭，回锅也煮不熟了。想换个学校，最好是不学英语的学校。当时我哥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他打听到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的高中部要招生，我决心去试试。整个暑假我专心备考，集中力量认真读书，竟然得到了自己没敢想的结果。我于1928年10月考上了这所大学的高中部。这件事使我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这是一所用欧战赔款，由中法两国合办的学校，高中和大学各四年。高中第一年专学法文，学生的淘汰率很高。我这次吸取了苏州中学的教训，一开始就严阵以待，把法文26个字母背得烂熟，对发音和文法牢牢掌握好。高一我刻苦了一年，开了好头，以后三年就顺利了。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好好用功，把微积分学得比较扎实，这对此后几年的学习颇有好处。
1936年大学毕业，获得中比“庚款”公费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为期只有两年。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选课读研究生，二是读大学本科四、五年级，得个土木工程师学位。我为了把基础打得更扎实些，选了后者。那两年间读了不少课程，包括土建、机械和电机等。由于我的法文和数学底子还行，读起来比较顺利，毕业时还考了个最优等。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学习如同在硬木头上钻螺丝钉，开头先要搞正方向，锤它几下，然后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钉子站得不稳不正，拧起来必然歪歪扭扭，连劲也使不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二
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我来到后方的昆明参加铁路建设，做桥梁勘察和设计。当时国内采用的是一套美国的技术，我一时还接不上轨，工作初期感到有些困难。好在我所受的欧洲式教育虽比较重基础、轻应用，但是适应能力还是强的。靠一段时间的再学习，也就能应付裕如了。至于工作中要用英文，凭已有的法文底子，自学加上连懵带猜，不久就能够阅读英文资料，以后看书便逐渐流利起来。后来向苏联学习时期需要学俄文，我也用这个办法。然而掌握好一门外文，应该做到看、写、听、说四会。我不肯全面下功夫，抄了近道，只满足于能看书，等到后来有更高的要求时，再使劲又是煮夹生饭了，熟不了。
在求学的实际过程中，也往往如此。有些东西乍一看似乎懂了，但并不真懂，于是就不能举一反三，不能为我所用。所以关于求学之道，我开头说的那句话还不够充分，起步要慎固然重要，往后还应步步为营，才能扎实前进。这是我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