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前身大连大学第二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后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1月生，湖南邵阳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吕振羽是我国杰出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史学五大家之一。他还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30年代，他曾任教于北平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与李达等人被誉为“红色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学习秘书和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正院长由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挂名)。建国后，他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几十年来，伴随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他在革命、治学和教育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吕振羽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曾祖辈是贫苦的农户，到祖父时，才有田自耕。父亲是乡村塾师。吕振羽自幼勤学奋进。辛亥革命发生那年，吕振羽刚11岁，就毅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
       进中学后，吕振羽又很受该县知名的国学家、维新派人物萧石城的器重和影响，并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蔡锷等人的事迹与著作倾倒。19岁那年，伟大的“五四”运动波及到他家乡武冈县(今属邵阳县)。他联络自己所在的武冈中学及县师等几个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奋起响应。他们集会演说，游行示威，开展“反日仇货”运动。小小的武冈山城一时风起云涌。吕振羽被推为学联会长。
       1921年，吕振羽考进长沙市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工科)。在湖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与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时有接触。夏明翰指点他去湖大法科听李达同志的课——“新社会学”。自此，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启蒙教育。1925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7月，北伐军打到长沙。刚刚由湖大毕业的吕振羽便投笔从戎，随军到了江西。1928年秋，他自上海乘船北上，去北平。吕振羽受聘编辑《村治月刊》，兼在民国大学任教。他开始坐下来阅读大量书籍，并接触了一些进步学者。
       1930年1月，与中共地下党员郑侃、杨缤(后名杨刚)、刘穆(即刘思慕)等创办《新东方》月刊，以探索解放东方弱小民族，谋求独立自强为己任。由于《新东方》的不断左倾，他接连遭受国民党的胁迫，该刊不得不于1931年停刊。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了经济危机。他结合实际，手不释卷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等书；并和郑侃、谭丕模、宋斐如、穆雨君、邓梅羹(后来翦伯赞也加入，1938年由吕振羽介绍其入党)等创办了一个“青年出版合作社”，计划译著马列主义的书稿。这时，吕振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逐渐从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 
                                                   二
       “九一八”后，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现实，吕振羽奋笔疾书，于1932年写成了《中日问题批判》一书。在书中，他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最终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问题的实质；而且，还从整个世界革命角度，预示了即将发生在中国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国际意义。
       在《中日问题批判》中，他还痛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说出了人民的心声。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该书“宣传共产主义”罪名，命令在全国查禁。
这时，吕振羽又着手修改1929年开始写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在书中，他指出，正是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对外侵略，世界面临第二次大战的危险。同时，他也明确地告诉人们，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日益加深的危机又必然加速它走向灭亡的途程。这样，吕振羽就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的论断结合实际，并加以具体化了。
       1932年7月，封面绘有铁锤镰刀图案的《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上)》问世。它出版不久，也遭查禁。但销路却很广。直至1962年，经济学家吴大琨在一封信里还指出，吕振羽是搞世界经济这门学问的前辈。
       此外，在这期间，他还写了《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东方革命的意义》、《中国国民经济的趋势之推测》、《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等论文。1933年春，经李达同志的引荐，吕振羽在中国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等课程。同时，仍在民国、朝阳大学兼课。这年下半年升任教授，时年33岁。吕振羽在学校里是进步力量的中坚之一，他和李达、黄松龄被称做“红色教授”。1934年春，吕振羽协助学校国学系主任吴承仕编辑《文史》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不久，该刊被查禁，罪名是“有阶级斗争意识”。据吴承仕说，主要是因吕文之故。 
                                                  三
       吕振羽的历史学著述发端于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其卓荦之作首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随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思想文化界加速了阶级分化。许多进步学者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为总结以往的教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帮政客文人为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玩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新鲜名词，针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而高谈阔论。至于那些公开标榜反对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纲领的托派分子，在理论上尽管也引经据典，侈谈马列，实际却堕入了反动营垒。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国情怎么样，中国将走向哪里等一系列至关重大的问题，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的深入，又诱导人们去对过往的社会做规律性的探索。于是，中国社会史的问题，遂为大家所关注，引出了一场论战。
       他反复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稽查各家各派论点的是非曲直，尽量详细地占有资料，终于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系统见解。他在1933年完成的在中国大学的教课讲义《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中，确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殷代以前是原始社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是封建制社会。讲义用主要篇幅对殷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各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阶级关系、政治形态等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这就初步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体系。以后，他的社会史、思想史乃至通史的大量著述都是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向纵横方向扩展和深入而取得的成果。在讲义完稿后，吕振羽又履行着撰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纲》的计划。《中国社会史纲》拟按社会发展阶段分四册，第一册专论“无人过问”的殷代以前的中国远古社会。经过日夜奋战，1933年11月，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经李达校阅、作序并推荐，交北平的“人文出版社”印行了。这本书填补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空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翦伯赞在1938年是这样评价的，他说：“吕振羽的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无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无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他自己在一首《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诗中曾说：
       抨谬批邪奋铁笔，筚路蓝缕探道崎。
       丹心异代应知我，非贪史社一枝栖。
       吕振羽往后的科学实践证明，他坚持了这种“抨谬批邪”和“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在史学这一杂芜丛生的荒原里，真正做到披荆斩棘，不断创新。1934年底，吕振羽写成《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册，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由南京文化印刷社和上海不二书店分别印行。
       关于殷代社会的性质，当时的学术界众说纷纭。陶希圣任意穿凿臆断，一会儿说是氏族社会，一会儿说是封建社会；叶青也说是氏族社会；李季则说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殷代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吕振羽重新搜集和剖析资料，尤其吸取近期发掘殷墟遗物的成果，得出了独立的见解：殷代是中国奴隶社会。
       首先，吕振羽发展了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于殷商“金石并用”的提法，而明确地提出，殷代是“青铜器时代”。他的结论是：“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的阶级的最初的人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出现的主要因素。”接着，在书中，吕振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比较具体地分析了殷代奴隶制的产生和内部结构。
       吕振羽这一研究成果，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是首创性的。虽做的工作比较粗疏，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成绩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表现在这一研究工作中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了我国“五四”以来新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
       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吕振羽还是首倡“西周封建说”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分析从根本上和旧式传统的“封建说”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努力。
       当然，关于殷周社会的性质，目前历史学界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仍需做更深入的探索和讨论。 
                                                 四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伸和扩展，涉及到哲学思想史的领域。1937年6月，正式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记录了吕振羽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和一段战斗经历。有一次，李达和吕振羽谈起哲学界的情况。李达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护马列主义。”吕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可以跟他唱对台戏”。在李达的鼓励下，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出中国哲学史的课。为了做到针锋相对，也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的课引起强烈的反应，北大、清华等校的不少学生也前来听课。为此，陶希圣着了慌。他又是请客，又是托人，要求吕振羽把中大的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上。李达听了很生气。他对吕振羽说：“你叫黄松龄回答陶希圣，把他在北大、清华等校教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陶希圣碰了壁。以后，他又换了花招。他在《食货》杂志上发表谈话，虚情假意地奉承吕振羽。对此，吕振羽很反感，就回了他一信。陶将这封信登在《食货》第八期上，冠以《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的标题，用它去欺骗和招揽读者。
       1936年，在南京谈判期间，吕振羽抽空把中大的讲稿加工整理，仍用《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名，交黎明书局印行。它的出版，受到广大进步学者和读者的欢迎。人们看到，比之他已出版的两本社会史著作，这本书在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上，更趋娴熟，结构也更为严整。他把从殷代奴隶制社会以来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各哲学流派思想的演绎更替，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理出一井然有序的系统。在具体分析中，他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与当时同类的专著相比，《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部崭新的论著。它从理论观点到编撰体例、分析方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史创造了首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中，是一划时代的贡献。本书曾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的重视。后来，吕振羽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还特别问起他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过程。1943年，延安“解放社”还根据吕振羽的修订重版了此书。 
                                                   五
       1935年11月，吕振羽忽然接到一封南京来信，写信人为谌小岑。谌为吕的湖南同乡，在国民党铁道部工作。谌来信称：“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龚两府联姻，方可共御外侮而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原来是蒋介石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和遏制日本的侵华势力南进，不得不稍稍地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想在谈判中逼使共产党交出政权、交出军队，服从“中央”领导。
       吕振羽接信后，立即去找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几天后，周小舟告吕振羽，要吕振羽辞去中国大学教职，去南京查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吕振羽接受了党的重托，于11月20日到达南京。他迅速与国民党出面的曾养甫开始谈判，查明情况，函告北方局的周小舟。1936年1月，周小舟到南京，向吕振羽传达北方局指示，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要他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从1月到8月，吕振羽以中介人的身份进行了南京谈判。其实，这年3月，吕振羽经北方局批准，已经成为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在艰难的谈判中，吕振明不辱使命，一次次机智地顶住了国民党的压力，很好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此次谈判，达成了双方交换密电码，约定由国民党武汉电台与延安电台直接联系。
       吕振羽在南京谈判中，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
       为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吕振羽即受党的指示，迅速回到湖南，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组织并实际领导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又和翦伯赞等人办起“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出版《中苏文化》月刊。吕振羽在该刊和其他报刊发表了不少政论性文章。1938年，由吕振羽建议，经徐老(特立)报党中央批准，湖南省委决定派吕在武冈塘田(今邵阳塘田寺)①负责筹办起“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任副院长兼党代表，领导学校工作。这是一所教育革命青年，培养和训练连排级敌后游击战争干部和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②，被国民党惊呼为“西南抗大”。吕振羽在这里，编写和讲授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这在他的治学生涯中，实际上又开设了一个新的门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直至全国解放后，他陆续有研究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文章发表，还订了独立地撰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和一部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计划。“塘田战时讲学院”办了一年，后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前，被迫解散。1939年秋，吕振羽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经由桂林去重庆。周恩来在接见他时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吕振羽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进行统战工作。自此，吕振羽便在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授，一面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一面进行统战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其武装侵略，驱使它的御用文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瓦解。秋泽修二就是其中之一。自1937年以来，此人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集中地鼓吹一种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的反动“外因论”。秋泽的书传人中国后，一批反动文人随声附和。随之，沉寂过一段的社会史问题“论战”又活跃了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吕振羽旗帜鲜明地批驳秋泽的史论，痛斥民族投降主义，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写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在党领导的报刊上发表。后来，这些文章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1942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
       在这些文章里，吕振羽用层层剥笋的方法，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事实，驳斥了秋泽的一系列“歪论”。吕振羽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的称赞和鼓励。在吕振羽的带动下，当时在重庆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这一战斗。
       与此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又从事着另一项更加巨大的工程——《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
有一次，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吕振羽毫不犹豫地接受党交给的这一政治任务。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的协助下，全力奋战。于1941年2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学习和普通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生活书店五月在香港出版。这年五月，在延安的“中国历史研究会"以范文澜为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完稿，于1942年出版。这样，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两部中国通史相继问世。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和周恩来又决定让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转移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行前，在1941年3月中旬某夜，吕振羽到曾家岩50号辞别周恩来。当时形势险恶，吕振羽此行需穿越特务横行的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和日寇严密防范的上海，才能进入我苏北根据地。周恩来对沿途安全极为关怀，作了周密详尽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振羽过夜，催吕睡下，自己才离开。不久，周恩来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的卧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自己站在床前和吕谈话。吕振羽思绪万端。日后曾记以诗：
       真美人间马列心，周详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寸草涓埃报好音!
       到苏北后，吕振羽化名柳岗，在中共华中局高级党校任教，曾编写《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吕振羽的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他学识渊博，纵贯古今，被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称为“老夫子”。
       1942年初，吕振羽随刘少奇回到延安，任刘少奇政治秘书。这是一次穿越敌后、万里夜行军的长征。(吕振羽、江明在《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1943年底，吕振羽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并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理论工作，为特别研究员。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着手研究并计划编写中国近代史，卒因陈伯达的阻挠而搁置。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吕振羽又愤然命笔，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吕振羽的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
       1945年"八一五”后，我大军进人东北，吕振羽也被批准前往。到达冀热辽分局，奉中央电示：由李运昌、欧阳钦、吕振羽三同志组织“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1946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三人小组”的“救总”(我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同志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即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1947年，在大连候交通和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又协力编著，于1948年2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下册，旋由大连光华书店连同上册一起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刊行。
       《简明中国通史》著于戌马倥偬的年代，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编纂体例、方法，它都是区别以往、开导未来的一个新标志。它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上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简明中国通史》全书出版不久，柴德赓曾就该书在年代、地理、人名、事实等方面的具体错误，中肯地提出了批评和纠正。同时，柴也正确地指出：“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直到今天，像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
       40年代初，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纲领等方面给以回答。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等同志，则是通过历史学著述，从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树立起人民必胜的信心。 
                                                  六
       1947年2月，吕振羽还在哈尔滨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简史》，同年4月由大连大众印书馆出版，大连大众书店发行。第二年，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1951年三联书店增订再版。
吕振羽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回答了这一问题。
       原来，吕的曾祖父是一个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大旗手。革命失败后，他沿途乞讨，从福建间关逃回了家乡，闭户潜居，以打草鞋谋生。在他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军以前，日子就过得很艰难，都娶不起亲。他家西边岗峦起伏的瑶山上，常有少数民族同胞带着山货下来做交易。一天，一个瑶族老人沿门卖药，身边带着一个姑娘，说是谁能给一点钱，就让她跟去，寻一条活路。吕的曾祖父就凑了八百铜钱，买下了这个姑娘。她后来就是吕振羽的曾祖母。直至吕振羽小时候，还常被人骂作“苗子崽崽”(当地苗瑶不分)。同样是人，为什么瑶族的后代就被瞧不起呢?在吕振羽幼小的心灵里，便产生了对民族歧视的反感。
       参加革命以后，他认识到，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求得国家的独立；同时，也有一个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消灭民族压迫、剥削，实现各民族平等，建立一个和睦大家庭的问题。为此，他在两种命运决战、各族人民翘首企望新中国诞生的日子里，编写了这本简史。本书对汉、满、蒙、回、藏、维等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铺叙，突出了各族人民的斗争传统。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史作研究，吕振羽同志确是作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
       全国解放后，吕振羽同志曾担任中央民委的工作，1957年他出席了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号召历史学家加强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史的研究，且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从此以后，吕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从1958年到1962年底，他写出了一批关于民族史的论文。它们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我国若干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及其残余》、《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再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在这些文章中，吕振羽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批判了现实存在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更加有力地确证了悠久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七
       1948年春末夏初，吕振羽奉东北局电召，去哈尔滨参加关于旅大工作的讨论会。会后，他被任命为安东省委常委，主管城市工作。他为将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恢复城市经济，做出了艰苦努力。
       1949年10月，吕振羽被任命为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被任命为大连区党委委员兼旅大区党委大学部党委书记。
       大连大学是在东北解放后，经中共中央批准而成立的一所人民的综合性大学。1949年4月15日正式开学。校长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行署副主席李一氓兼任。1949年夏，李一氓奉调进京，中央派吕振羽继长连大。
       吕校长到校后即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创建人民的正规大学艰苦奋斗。他指出：“大连大学是为培养人民的专门人才而创办的，……一开始就是以担负起培养具有革命思想与掌握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等专门人才为任务的。”他强调，学校“教学方针、课程内容、学校制度等任何方面”，“首先要遵循‘科学与政治结合’、‘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教学方针是：“教与学统一”、“学与用统一”、“教的教好，学的学好”；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要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
       为使学校的办学方针具体化、制度化，他领导修订了《大连大学暂行校章》，对学校的组织机构、学系及课程、试验与成绩、规则与纪律、经费及资产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还建立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如《教师标准暂行条例》、教师及行政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待遇标准条例》、《各系课程表》、《学生暂行规则》等，使以教育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了加强学校工作的管理，当时大连大学还建立了日志、周志与月报等制度。这样一来，学校就像树立了骨架，灵活了神经系统，初步地建立起正规化的规模了。
       吕振羽提倡民主办学，他号召：在“集中制基础上的大家办学”，“大家都来当校长”。他吸收了不少老教师、老专家和学生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讨论和处理重大的校务问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教学上，他倡导“教与学统一的民主教学方法”和“课堂外自学为主与小组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他组织了“班教学会”、“系教学会”和“教学研究会”，“广泛地讨论教学方法、课程内容与教材编制等方面的问题”，促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他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在于提高师资(水平)”。为此，他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亲自讲课，帮助他们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倡导教师参加科学研究，领导创办了学术刊物《大连大学季刊》，并撰写发刊词《研究科学，交流经验，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
       当时，学校已延聘了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如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魏曦、张毅、胡国栋、杨济时、李士豪、吴汝康夫妇等。吕校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中，不少出身于旧社会，有旧的思想，有些还有历史问题。吕振羽都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态度，正确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对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十分关心，经常亲自登门拜访、交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吕振羽还在全校提倡“克勤克俭”、“艰苦创业精神”。他说：“连大是在美帝封锁、日寇破坏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在战胜之后，物资援助亦极有限。为解决困难，大学党委便公开号召和深入布置各系自制教学实验与学生用仪器。”全校师生员工纷纷响应号召。如物理、电机等系利用废料，制作了不少教学仪器和教具。吕振羽曾写诗称赞他们：
       美帝封锁日破残，仪器缺昂验习艰。
       鼓起精神扬自力，提高教学育英才。
       拾来废料成精器，节约民财创尧天。
       尤促学用双结合，技能思想并超前。
       吕振羽主持大连大学的时间虽然不长，“由于他的优良作风和出色的领导方法，使初创的百废待举的大连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就面貌一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医科大学，继承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0年11月，吕振羽被调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8月，他被任命为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在执掌东北人大时，就逐步将它建成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除原有法律系、经济系外，又新建了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俄文等六个系。又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聘请了不少专家、教授。这样，就为东北人大和后来的吉林大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
       1954年5月，吕振羽积劳成疾，不得不到北京疗养。1955年7月正式离开东北人大。
       从全国解放后的十多年里，吕振羽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甚至身患重病的日子里，除修订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外，还写下了历史研究论文近40篇，包括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史学方法论等内容，其中主要文章收入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研究论文集》和三联书店出版的《史论集》。此外，这十多年，他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工作，对党内干部开设中国史讲座，著有《中国历史讲稿》等。1955年，吕振羽曾率中国东方学代表团，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亚学会议，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多次出席国内史学界的学术会议和参加其他学术活动，如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王船山讨论会，吕振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曾参加内蒙访古，成为史学界的佳话。1963年1月，他蒙受不白之冤失去自由，在与世隔绝，身边仅有两份报纸的极端不利条件下，他仍坚持著述，写下20多万字的《史学评论》(《读报随笔》)和一部《学吟集初草》(十卷计三千首)。这些评论和诗章绝大多数都写在旧报纸上，读了使人看到作者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和理论修养，更使人感到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有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即使身处逆境，还是奋斗不息。他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是无比宝贵的。
       因刘少奇冤案株连，1967年1月，吕振羽又锒铛入狱，直至1975年初，经邓小平批示获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不幸于1980年7月17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残酷的长期监禁像恶魔一样，不仅摧残了他的身体，也吞噬了他的治学宏愿。出狱之日，已是病重身残，几濒于死。五年中，他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在江明同志的协助下，勉力写了一些回忆录，也参加过学术界的会议。然而，当初设想的研究计划却是无力实施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吕振羽同志治史50年，积累历史学论著400万字，构成了他研究中国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逝世后，其遗著相继出版、重版，研究者日众，已出版专著三部(《吕振羽评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纪念文集两部(《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吕振羽研究文集》)。报刊发表的研究文章百多篇；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在长春、北京、湖南联合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吕振羽学术研讨会，社会反应很好。显示其影响历久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