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是60年代中科院屈指可数的几个地学研究所之一。丁德文一到这里，偏偏选择了计量地理学的研究。这项工作不仅环境极其艰苦，而且可供参考的数据资料很少，许多都要从零做起，难度很大，不易显效。但他充满信心。特别使他增加信心的是，他身边的老师、老所长施雅风是我国第一代地学专家，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高寒地区的冻土计量观测，一般都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进行，高山反应很折磨人。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即使走平地，也要比在平原上挑一担水走起来吃力。在这里，一年似乎只有冬夏两季，春花秋叶渐渐只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终年看到的多是太阳和冰雪。有时也能看到比较罕见的奇异景观。山上下雪，山腰下雨，山下无事。本来响晴的天，突然飘来一块云彩，枣大的冰雹打得人头晕眼花。
　　搞冻土测量时，三两个人结伴，带上测量的工具和生活用品，揣上两个馒头，便踏上寂寞的山路。饿了，就捡几块牛粪烘烤馒头吃。渴了，就嚼几口冰牙的冰雪。晚上需要露宿，就找一个离冰裂谷远、背风、没有雪崩危险的地方支起帐篷，把梦留在茫茫雪野。
　　在青藏高原，他们从来没喝过真正的开水。由于气压低，水温不到80度就沸腾，饺子煮成片汤，面条煮成浆糊。常常几个月吃不到新鲜蔬菜。他们常吃的副食是牛羊肉、粉条、木耳、黄花莱等。每顿都把饭当成药吃，当成生存的需要。以至离开高原后的丁德文，再见到这些东西就会情不自禁地反胃。
　　在内蒙古临河地区观测时，观测站只剩了丁德文一个研究人员，他仍然守站观测，一个多月后才离开。
　　在祁连山冻土观测站，他从头年10月大雪封山一直呆到第二年5月雪化路通。
　　在大兴安岭，为了考察特大火灾对冻土环境、植被演替、生态恢复的影响，整天蹚着泥泞和灰烬，滚爬于河谷、漫滩地、沼泽之间，测温度、水分，和灾民一起吃救济饼干，夜里常露宿在森林边的小路上。一个月下来，他体重掉了20多斤。
　　许多年以后，一些青年人好奇地探究：当初是什么力量使他那么忘我地吃苦，没命地工作。
　　丁德文实实在在地说：“没有什么。只觉得我们研究这一行就该这么干，就该拿到准确资料和数据。它们在我们眼中比生命更重要。”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都容易把科学家同图书馆、实验室联系起来。很少有人会想到，科学家会受到死亡的直接威胁。丁德文就有过几次惊险的经历。
　　在青海木里冻土实验站，“828”工作制使每个人都有一台准确的生物钟。早晚八点，下午两点，不必谁提醒，到时候都自觉进入自己的岗位。三个人同时出发，一个人负责一条线路，取水源考察数据。那天丁德文没带冰镐和冰爪，一段时间的考察他感觉已轻车熟路，他喜欢轻装，在气压很低的高原上行走，多一点东西都很吃力。路过一段冰川时，他的两腿已走得发沉。不经意中，只觉得脚下一滑，人便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坡上全是冰雪，什么也抓不住，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他索性闭上眼睛，任身体飞一般地滑落。猛然停住时，他只觉得脑子里轰鸣了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一阵彻骨的寒冷使他睁开了眼睛，一看表，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再看那陡斜的山坡，足有百余米。他不由暗暗庆幸，拍拍身上的雪，趔趔趄趄地走回了实验站。脱下衣服一看，到处是伤，这时候才感到浑身痛得动不了。
　　在青藏木里煤矿做竖井冻土温度观察，最挠头的是大雪盖地，道路难行，目标难找。然而这里的雪从来就没少过，仿佛全世界的雪都集中到了这个地方。丁德文在一次寻找目标时，一脚踩空，掉进了被大雪掩盖的废井里。只觉得心里忽悠一下，四周便一片漆黑。抬头仰望，只看见一孔天光，估摸井深足有十几米。上是上不去了，斜形井壁根本无法搭脚。喊也是无济于事的，这里是无人区，不能指望万一有谁路过。只有等，等同事们发现他没有了，会循着他的路线找来的。他便裹紧衣服，安安稳稳地坐在井底，听着风从冰雪上滑过的微妙的声响，偶尔还想到正在琢磨的数据。他一点儿都没害怕，也没有想到死。一直坐了四个多小时，两个同事才找到了他，把他从井里弄了上来。他仍风趣地说：“真不像话，在这里猫了好几个小时。”

　困难在奋进的人眼里，永远是渺小的。

                                                 二

　  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研究所也自然停止了研究。实验室吊上了蜘蛛网，仪器落满了灰尘，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靠了边了。丁德文自知没有“回天”之力，但他坚信，只要国家想发展，科学就会有用。自然条件好的人，都去忙着“抓革命”了，“业务尖子”丁德文主动要求去了青藏高原冰山站。那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也没有电，偶尔高原秃鹫来光顾一下这些散落在冰川上的奇怪的人。这环境使丁德文心里很踏实，不必再小心那审视的目光，不必再提防别人的质问，放心大胆地在星光下点上油灯或打开电筒，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那些日子，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看书。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太难得了。各种知识像五彩缤纷的花装点了他那段在别人看来苍白的岁月，他的知识积累迅速增加、丰厚。所以他才能够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勃发的智慧如泉喷涌，科研成果接连不断。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丁德文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搭花架子。他选择的研究课题，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就增加了他的使命感。而且他特别注意到实践中补充自己，丰满自己。像青藏铁路、公路建设、青藏到拉萨的油管铺设，他都积极参与和研究课题有关的工作，强化理性认识。
　　丁德文做起学问来那股不吃不睡不管不顾的玩命劲儿，令周围的同志深深叹服。

　　一次他到北京申请研究课题，对准备好的申请方案总觉得不够理想，一路上苦思冥想；到了飞机场，还在闹闹哄哄的候机大厅里拿出纸笔来又勾又写，上了飞机仍不抬头地忙，到了住处还是放不下手里的东西。想看看电视缓解旅途疲劳的同事，都不好意思吭一声，但心里十分佩服；“这个劲头儿干什么能不成!”

　　丁德文学术上的成功，还在于他对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密切关注，紧紧跟踪。他至今仍保持着收集简报、报纸的习惯，了解掌握世界科技动态。丁德文认为，搞科研如同赛跑，不前进，必然落后。正因为如此，他才成果迭出。他先后被聘任为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的副主任、兰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三

　  蒙受师恩的丁德文，在带研究生以后，像自己的老师一样，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引导学生在学科研究上创造出最佳的业绩和成果。
　　他将自己的实践感受以极富哲理的语言总结出来，鼓励他的学生：“当你站在6000米的冰峰上，你看到没有比你再高的山峰，你就会觉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不是学院派的教授，但却是博学、严格的导师。他并不填鸭似地教给学生一二三，而总是问学生为什么。提问是启发的最好方式，跟着他的学生自然培养出随时思考的习惯。他爱讲，他给学生的印象是，除了看书就是讲话。他要求学生们也必须善讲。多讲，才能相互补充；多讲才能识其正误。80年代初，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有一批研究生，个个思想活跃，有独到见解。他喜欢这些青年人的才气和现代意识，也渴望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一些新东西，就组织起一个学术沙龙。不分师长，人人平等，一杯水，一支烟，天南地北地聊，人口、资源、环境、灰色系统、模糊决策、西北经济战略，无所不及。热烈的学术气氛使他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提高，而且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
　　80年代跟他读研究生的王建国，现在已是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的所长助理。这位曾对哲学兴趣很一般的研究员，如今的工作思维、理论思考，乃至谈吐，都有着很强的哲学意识。
　　对学生的进步和取得的科研成果，丁德文像本人一样欣喜，但同时更严格地提醒学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绩。他常以“证伪论”的观点激励学生。他说：“当你第一篇论文发表或第一个科研成果问世之后，历史和未来都将证明你的错误和不足。因为，科学只有证明前人的错误，才能持续前进。”
　　他的学生一致评议：我们的丁老师是最高纲领主义者，最高理想主义者。
　　丁德文多少有点异议：“倒不一定是最高，但高了没有什么不好，高了才有奔头儿。”
　　隋吉学是丁德文调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后，才开始跟随他工作的。这位青年人感慨地说：“这几年我挨丁教授的训最多，但受益也最大。”如今，他已成为监测中心海冰室的主任，被誉为青年海洋研究专家。
　　丁德文认为，只要看准是块好钢，就要加倍地锤打。但在内心深处，他对有成就的学生有着一份如同父子的亲情。有一件事，隋吉学一辈子都忘不了。
　　隋吉学在辽河油田“葵花一号”人工岛做海冰研究，突患急性阑尾炎，如不及时救治，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时正冰雪封岛，只能用直升飞机……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丁德文，听说之后彻夜辗转，反复琢磨搭救的最佳方案。第二天他就亲自去沈阳找空军部队求援。部队首长欣然相助，隔日派出直升飞机前往。
　　那几个小时，丁德文一直在直升机里，虽做不了什么，但身临其境地密切关注，总比远离现场干着急心里要踏实。当隋吉学被送往医院后，高度紧张后的丁德文，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觉得又饿又困，才想起已经两天没吃好饭，两夜没睡着觉了。病床上的隋吉学听了这个经过，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四

　  来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仅一年多的丁德文，就提出了“工程海冰学”这一新概念。工程海冰学是从工程学的角度，以海冰为主体，来研究海冰工程结构间的相互作用，以克服海冰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困难的学科。这是丁德文从实际出发，针对辽河油田海上石油工程的现状提出来的。
　　辽河油田的盖州海区，是我国冬季冰情最严重的海区之一。海区水浅，潮差大，距岸远，而海冰的生消、漂流规律、物理力学性质等方面的资料很少，给海洋工程的设计、施工带来许多困难。
　　1994年，受辽河油田滩海公司的委托，丁德文等同志在人工岛上开展了该海区工程海冰学环境的原位监测和课题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给海洋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使海洋工程结构物的设计更为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丁德文被任命为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后，在兰州搞的项目带不过来，新的项目还没有设立。他这个不善交际的人，只好硬着头皮亲自走出去，到企业找课题。
　　刚到辽河油田时，他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就先找到设计院，请他们指点门路。然后到海洋油田开发公司，找经理、副经理。一个一个地说想法，摆道理。一次谈不成，就谈两次，三次。晚上走不了，就挤在8个人一个房间的小旅馆里，第二天继续谈。真诚感动了对方，道理说服了对方，对方终于答应给以考虑。他又连去了两次，带去大量数据、资料，对方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课题将带给他们的效益和前景，积极配合，共同开发用于污水处理的环保设备。一年以后，这个项目给研究所拿回100多万元。
　　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该怎样介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为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此，他组织了几支队伍，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他大胆地提出了管理和技术相结合，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环保产业开发的思路。于是，他们成立了国家海域管理技术总站和海洋监察技术室；构建了海洋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框架，先后搞了海面溢油消油剂系列产品开发、含油污水处置技术和设备开发、海洋资源开发、环境管理软件产品开发、分析检测技术服务以及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等项目；并与一些企业联合形成经济实体，逐步将一些技术和产品推向产业化。为给海洋研究事业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达成了与大连海事大学联合办学的协议，于1995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环境工程学院，他亲自出任院长；同年又争取到了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今这个学院已招收两届学生。
　　在抓硬指标的同时，他还着手软环境的改善。为跟上世界科技的迅速发展，他重视更新科技队伍结构，充实新生力量。在这个只有四百多人的研究所，任用了五六十位中青年骨干，让他们担任中层领导或科研部门的负责人。
　　做了所长的丁德文，依然没有放弃专业研究，只是研究得更苦更累了。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多篇，几百万字，出版科技专著5部，成为工程科技领域的佼佼者。他被选为中国海洋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环委会副主任；他也得到了许多殊荣：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政府津贴获得者；他还担任省政府参事、大连市科协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掌声和鲜花里，他常常感到一丝歉疚，是为他的妻子，是为他的妻子为他所做的超出常人的付出。他的妻子为他搞科研挑起了全部家庭重担，抚养三个女儿，照顾双方老人，自己却疾病缠身。他的妻子为不与他争夺时间，忍痛放弃了热爱的医务专业而改做了科技情报编辑。对此，他只能抱歉地对妻子说：“我欠你的太多了，这辈子怕还不上了，下辈子再还吧!”

       (摘自《登上科技高峰的人们——记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一书，引用时作了较大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