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机械系55届毕业生，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委副主任，机械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精密机床设计及工艺专家，1934年1月生，江西南昌市人，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徐性初同志从我校毕业后，曾任机械工业部二局设计处(1956年改为北京机床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所长。他很谦虚，接到我们的约稿信后，以“黄昏老牛，最怕热闹”为由，婉谢宣传自己。不得已，才想起曾于1994年秋笔者采写过一篇题为《一个“不值一提的人”——中科院院士、我校毕业生徐性初同志访谈录》的文章，发表在当年10月17日的校报上。再次去信询问可否代用，很高兴马上得到答复：“我最不愿写论自己的文章。你写的那篇我看过，好像没有不实的。”
下面就是那篇《访谈录》的全文。
中科院院士、北京机床研究所所长徐性初高工真忙！
9月12日，都晚九点半了，电话打到他家，仍不在，追到办公室，因正主持所务会议，不便打扰。第二天同一时间，又不在家，办公室也没人。第四个电话打到实验室，才通上了、话。
莘莘学子，人才辈出。老徐是1955年在我校机械系毕业的，称得上是我校5万多名毕业生的优秀代表之一。当得知我们的报道意图时，他显得颇为不安，一再申明——
“我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从未上过报，从未上过电视，好些记者都让我挡住了。”
当然，母校来人，他是极表欢迎的。
“是穷逼出来的”
15日上午，当我们坐了近两小时厂车，从北京赶到密云他们所时，老徐正在领着一批专家学者参观。从他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这个我国机床行业的龙头研究所，正以数控柔性制造和精密为重点，朝着“科、工、贸一体化，经营国际化，管理科学化，组织集体化”的方向前进。
因下午工作安排得很满，老徐中午和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回答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提问时，老徐答得很干脆：“一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穷’，是穷逼出来的。”
他家在江西，很穷。来大连上学时，母亲下狠心为他做了一件新衣。就凭这一点，给同学们留下一个经济情况还好的错觉，助学金因此被评为三等。每月7．50元的收入是他大学四年的全部经济来源。寒暑假同学们回家了，他没钱，就留在学校读书。他说，因为安静，越读还越觉得有味。
1955年，我校在全国首批试点做毕业设计。老徐说，清楚地记得，我的设计是戴曙老师指导的。答辩时，我被安排在第一个，校系领导和苏联专家都参加了。前一天，赵为铎老师见我还是穿着那件旧衬衣，悄悄地劝我买件新的。我心想，哪有钱哪!后来，我以较好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临行前，赵老师亲自买了套新衣服送给我。39年过去了，母校的关怀，老师的教诲，至今仍历历在目。
老徐其实是个很健谈的人。打开了话匣子，他便滔滔不绝，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不少长处，是我们当年所不及的。但我总觉得，他们有的人缺少点国家观念、民族观念，而对金钱又看得重了一些!我们的国家还较穷，要富国裕民，多么需要一大批淡泊名利，为之艰苦奋斗的人才啊!”
机械行业惟一的新院士
14日，我们就听另一位校友、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教授介绍，徐性初同志是1993年机械行业被增选的惟一一位院士，成果很突出，在国外都相当有影响。趁着谈笑，我们请老徐谈谈这个。不出所料，他婉拒了。他讲：要申报中科院院士时，我说，把名额让给别人吧!连那张申请表，也是由部里的有关同志代劳的。经过迂回曲折的“磨蹭”，终于引出了下面这段耐人寻味的谈话：“我们行业的老前辈雷天觉(中科院资深院士，我校原党委书记雷天岳同志之兄)说过，‘现在科技界怎么总有些人爱用最复杂的数学，去解释一个工程实际中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想结合中国特点，用简单的道理和办法，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解决机床方面的超精密复杂问题，力求使用时像用傻瓜照相机那么简便。这种东西到国外买，费用是天文数字，要耗去国家很多外汇。我们是取得了些成绩，但不值一提。”
家穷、国穷，激起了徐性初同志积极向上的高昂精神，真是穷得有志气!
最近从一个材料上了解到，徐性初长期从事精密计量及精密量仪研制和精密加工及超精密机床的设计及制造工作。60年代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1米纵动光电比长仪，用于检测我国长度传递用的基准米尺。70年代负责研制成功用激光波长为长度基准的制造1米光栅和磁栅的母机。保证机械误差小于0．1微米，制出了当时国内最高精度的光栅和磁栅。80年代开发了一个新领域——超精密机床研制及超精密加工技术，先后研制成超精密车床、超精密铣床及高精度圆度仪等新产品，旋转精度优于0．02微米，直接车或铣削出镜面粗糙度Ra≤2．5纳米。同时创造了成本仅为常规加工方法千分之几的关键部件制造技术，用精度为20微米的工具制成精度为0．02微米的主轴系统，用极少投资就达到成批生产。90年代初主持了高效率超精密机床的研制。已研制成1分钟加工1件复印机感光筒的设备，同时还开发了大批量高效加工硬磁盘和磁鼓的技术。为使超精密加工进人我国民用产品生产领域和获较大经济效益做出了贡献。曾获部级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高明的领导思想
谈到当所长的酸甜苦辣时，老徐说得颇为精辟：“如果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会上没有人反对我或是不提出不同意见，说明我失败了!”
他这样解释:如果我的意见是对的，大家不发言加以完善、充实，不结合自己单位实际开展讨论，这就起码反映出我的意见并未被真正接受。正确的认识、切合实际的计划往往是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得来的，集思广益嘛。有时，可能双方的意见都不对，但相互补充、提高，两者一结合，也许就对了。所以我会上会下欢迎大家提意见。因为，我深知我们的许多项目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他进一步发挥：学术领域也不能搞一长制那一套。我们中国人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有一次，我到美国参加CRT年会，参观了威斯康辛大学。在那里，教科书上的内容老师是不大讲的，当学生看不懂时才在课堂上开展讨论。经常，师生之间争论很激烈；有时学生提的问题甚至把老师难住了。老师不但不恼怒，反而很高兴，说：“下次上课咱们继续讨论。”这种风气，我们也应提倡。
最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在北京雍和宫上厂车时，有位女干部说：“徐所长关照，请你们坐3号8号位置”；在密云，老徐送我们上车时又如是说。
怎么回事?原来，徐性初同志当所长时，就和党委书记商定：领导干部进京办事，能和职工一起坐厂车就不坐小轿车。群众考虑到他俩年岁都较大，硬把那两个靠前的位置作为他们的专座。老徐戏言：“这也是小小的‘特殊化’啊!”
于细微处见精神，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