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魁梧健壮，颇有几分将军的风度。这样的外表，很难将他与儿女情长相联系。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暑假的一天，一场雨后，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公楼里，他与一位小女孩对话：“小家伙，送你两支自动铅笔，用它好好学习……”。小女孩贴着他的耳边说着悄悄话。若不是耳闻目睹，怎会相信一个繁忙的大学校长能够帮着照看他部下的孩子，并极有耐心地同孩子交谈。
　　他爱孩子，曾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为京工附小捐款1000元，还资助一名延安地区贫困失学的儿童读书至今……
　　他平易近人，报社开“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座谈会”，特邀两院院士参加。院士都很忙，记者挨个儿打了一圈电话，轮到王越院士却异常痛快，“好的，这个会我一定参加，只是请你们照顾我先发言。”
　　采访他的头一天晚上，他凌晨方睡。“一个学生夜间突然病逝了。”他心情沉重：“这孩子是去年从老区考上的，班上成绩最优秀，家里很穷，靠全村人凑钱才上的学。真可惜啊!我们应该为这样的贫困学生制定资助他们上学的有关政策。”他在深深地自责。
　　王越是位善者，和他说话，他都认真地听，全无忙人、名人那种心不在焉打官腔的架式。工作中他是极端认真和严格的，不容许有任何的糊弄和草率，批评人也是十分严厉的，不管是谁，出了错就要认错改错，决无情面可讲。
　　王越关心群众，是有口皆碑的。两年前，他从西安某研究所调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校办的秘书去看青年教师住的筒子楼。拥挤的陋室，狭窄的过道，锅碗瓢盆奏出的杂音敲得他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年，学校工作会议上，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改善教职工的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安居工程”，并得到实施。
　　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度过了两个春节，每个春节都搞得热热闹闹，别开生面。他邀请几十位院士及夫人到校，与本校的教授联谊，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1995年的联谊会上，由他倡议、28位院士联合签名，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交部上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海外留学人员子女的中文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以增强祖国对留学人员下一代的凝聚力。倡议书经新闻媒体传播，在海外留学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联谊活动最热闹的要数猜谜：“勾践(秋千格)——打一中科院院士姓名”。一会儿，院士们不约而同地喊出：“王越!”于是，他就笑着抱拳走到台前，献上他的节目。记者问他的名字与越王勾践有没有联系，王越笑了。尽管是文字游戏，但生于吴越之地的他，孩提时代就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铭记在心。

                                        国之耻，记心头

　　“我的名字与那悲惨的年代有关”。1932年，王越出生于江苏丹阳，那是“九一八”国耻日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是位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由于痛恨日本侵略者，有感于苦难年代的漫长，就给儿子取名王越，希望儿子早日越过这段灾难的年代，同时也是激励儿子超越自我，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
　　抗战爆发后，王越全家搬进天津的英国租界。出入租界一定要向日本兵鞠躬，这亡国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一天，校长因为拒用日伪课本给学生讲课而惨遭暗杀。这使王越恨透了侵略者，师生们被拉去为日本人修机场。他和小伙伴们偷偷地接上水管往地下飞机库里灌水，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夜深人静，他帮着父亲将其同学悄悄地送往抗日的后方。
　　15岁那年，父亲送他去上海念书。那时内战的炮火阻断了津浦铁路，于是他乘海船漂泊六七天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招牌，黄浦江畔停泊的一艘艘美国军舰，20万元金圆券换一个烧饼……他幻想中国有朝一日能强盛起来，并参与祖国的国防事业，保卫祖国的领空、领海。
　　新中国的建立为他实现这一心愿提供了机会。1950年，他考人大连工学院电讯系，1952年院系调整到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专攻雷达技术。王越把今天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大学6年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全班入学时有52人，毕业时仅剩25人，一半人被淘汰。作为全班的佼佼者，他顺利地通过了一次次的筛选、淘汰关，并每每以才思出众而受到教师的赞扬。毕业后，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名中尉，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了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漫漫生涯。

                                         千里眼，卫长空

　　王越是我国著名的雷达系统专家，他曾先后任301系统总体设计师、201系统主管设计师、306系统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我国国产第一代岸炮雷达、第一部全晶体管化炮瞄雷达，都是以他为主设计的。为此，他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兵器工业功勋奖等。
　　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由此探测出目标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它像一支“千里眼”护卫着蓝天。王越研制的各类系统装备部队后，把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性能和水平提高了一步，缩短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王越在山沟里当了13年某研究所所长，他注重研究所的整体化建设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他的奇思妙想使该所由只能研制单一型号产品的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成可同时担负多型号多项目及产品的研制任务，指令性项目与其他任务形式相结合，军品民品科研生产、开发与经营齐头并进的新型科研单位。
　　或许是从那个任人宰割的耻辱年代走来，王越便有着勾践一般卧薪尝胆的大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我为主。”他说，“在高科技领域，要想获得尖端技术，即使有钱人家也不一定卖给你，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干。”在领导某项重要国防项目时，他力排众议，提出了走功能研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反对一味跟随国外的设计(虽然其为名牌产品)。他的这一思想和行动，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首肯并起到良好效果。
　　对待工作，王越有一句口头禅：“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不想得到的却悄悄地来”。他参加工作不久，厂里有一项产品设计改进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是块硬骨头，王越却偏偏接了下来。他穿着皮衣几次到大冰箱里观察实验情况，实验室整夜灯火通明，厂长怕累坏了大家，每天专门送来一桶红烧肉。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好转，这种金贵的食物实在是难得。任务最终提前完成，接着他又带着一支队伍到东北的基地进行实验，一千就是4个月。
　　天上飞着的国产战鹰首次装上了国产的火控雷达，那就是王越的功劳，王越因此当选为全国青联四届二次大会代表。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奖，兵器工业“学铁人标兵”称号，陕西省科技精英……可他从不居功自傲。
　　为了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设计方案。一些重要军工项目常常折腾他思考整整几个月，人影消瘦，这更增加了成功后的喜悦。
有朋友赠诗一首：学富五车谦为上，开物成务自能强。长官科技兴邦国，曾以步勇守封疆。青春作伴研兵戈，白首依旧育栋梁。等闲学海衔两院，再励北工铸辉煌。

                                       抓改革，育栋梁

　　仕途与业务，王越更看中后者。当年上级叫他干研究所所长，竟使他几天睡不着觉，总工、副总他都可以干，就是这行政的“长”使他发怵。然而，世上许多事，你越是不想就越有你的份，当年兵器行业最年轻技术人员出身的研究所所长最终还是落在了王越的头上。当组织上又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的重担交给他时，他想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回他没有多犹豫：还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事呢?干!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55年来，这里走出了共和国总理、部长和将军40余人，这里培育了数百名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这里造就了一代名扬海内外的企业家……
　　1940年9月，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窑洞前举行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宣告：“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通才。”于是，王越把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等老一辈院长以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一大批技术干部的办学经验铭记在了心头。为此，他和学校其他十几位领导组成了新一届的北京理工大学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
　　他刚到学校那阵，校园里存在着经商风，本是书声朗朗的校园，一下子摆起了地摊，胡乱建起了饮食一条街。对此，他坚决反对，不允许玷辱这神圣的育人殿堂，殆害青年学子纯真的心灵。有人就用市场经济来做挡箭牌，这越王之剑便挥斩过去：“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帅才和将才，不是摆摊子做买卖。”于是一道通令，饮食一条街销声匿迹，校园又恢复了平静。
　　出国访问，王越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不少留学人员学成后滞留不归?在美国的近十所大学，他会见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发现，留学生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也即留学人员回国后，其子女在就学、升学、适应国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是滞留留学人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促成他和28位院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的缘由。“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他们回国安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对此，王越万分感慨：“过去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留学生住房及待遇等生活硬件的改善，而未注意他们精神负担的消除，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北京理工大学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在“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中。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抓了办学机制的转变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成立了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扩大了与海内外许多高校、单位、团体的友好合作关系。
　　1995年8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北京理工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预备立项申请。王越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起，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把北京理工大学基本建成具有军民结合特色，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并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达到或接近世界同类学校的先进水平。  ‘211工程’的启动，使我们学校迈出了向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进军的新历程。”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王越在多种场合下倡导他“培养帅才、将才”的主张。于是，跨世纪德育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学科建设在扎扎实实地开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产业……一系列工作在等待和呼唤着王越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
　　1995年9月24日，是北京理工大学建校55周年的喜庆日子。王越在庆祝大会上为学校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明天的奋斗目标深感责任重大。他满怀豪情致词，并即兴赋诗言志：科教兴国春常在，建设改革两相长。求实创新生气盛，团结勤奋力更强。科学文化毋偏废，素质能力育栋梁。往过光荣留青史，再接再厉铸辉煌。
                              　　　　　　　　　　       (原载《中华英才~1996年第17期》

附：在另一材料上，见有王越院士的简历，摘要如下。
　　王越大学毕业后，曾在南京国营720厂、西安国营786厂、五机部206研究所工作，后任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第206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校长。
　　他先后在861、201、301军用电子工程系统的试验和生产中任总体主管设计师。上述产品均为我国第一代装备部队的产品。在302军用电子工程系统的研制中任主管设计师，该系统为大量装备部队的第二代产品。在303军用电子工程系统的研制中任总设计师，该系统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部半导体化的军用电子工程系统，该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306工程系统的研制中先后任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该成果获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703系统的研制中任行政指挥。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并建立了电子工程对抗系统的理论体系。
　　王越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今称院士)，1994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