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化工系49级学生，原六机部、水电部副部长、核工业部总工程师，核动力专家，1925年11月生，广东海丰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土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烈士的次子。幼年和童年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屡受艰辛。1940年周恩来副主席派副官龙飞虎将他接到延安。自此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茁壮成长。
　　1958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历任原子能研究院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核潜艇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中国舰船研究院副院长、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核潜艇总设计师、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大亚湾核电站董事长兼总经理、核工业部总工程师、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核能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能动力学会理事长，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彭士禄是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一起，开拓了我国核潜艇和核电站的研制领域。他的突出成就和贡献在两个方面——核潜艇、核电站。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5年“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是第一主要完成人，荣获第一号特等奖证书。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各兵种40多名优秀总设计师而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荣誉状。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从《核动力工程》杂志创办以来，他一直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也是海军核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87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亚太地区国际核能会议上，他代表中国做了《中国核电发展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

                                    从事核动力的理论研究和实验

　  1949年，组织安排彭士禄到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7月，他又被挑选到北京参加留学考试，同年派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在苏联学习的七年间，白天学习，晚上整理学习资料，没有一天是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的。因为他决心学好本领，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建设新中国。
　　当彭土禄在苏联倾心学习的时候，在美国东海岸，1954年2月21日从格罗顿布造船厂巨大的全封闭厂房里露出一个庞然大物，它缓缓地滑向蓝色的海洋。远远眺望，它似一滴凝固的、横躺着的黑色水珠，静静地溶人了太平洋。
　　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感受到太平洋彼岸核潜艇泛起的阵阵涟漪。
　　1955年，彭士禄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他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此时访苏的陈赓将军根据需要，把正准备回国的他和几位同学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改行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很快，在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秘密地开展了中国核潜艇的科研和设计工作。1960年4月，二机部和海军联合攻关，核潜艇动力堆由原子能所承担研制。在提出初步方案后，开展了对工程主要材料；二氧化铀、压力壳钢、锆—2合金等辐照行为研究。正当原子能研究所满怀信心全力以赴研制核潜艇时，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加之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年轻而贫穷的新中国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的双重研制。经全面权衡，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  1963年春，周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保留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彭士禄任室副主任。
　　彭士禄回忆说，我们50多人，除五六个人学过核动力专业外，其他人都是刚刚改行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原子能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为大家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让大家尽快都姓“核”。当时几乎每个人清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学习到深夜。
　　在进行反应堆物理计算时，他们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50年代中期的中国，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几十万个数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完成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计算式的准确性，他们亲手建起了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堆试验室。最后，为了证实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又建立了全尺寸零功率试验装置。通过反复计算和实验，取得了大批极为重要的参数，为反应堆的安全启动和运行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64年，在中国西部怒放了一朵冲天的蘑菇云花团，令国人扬眉吐气，令世人刮目相看。1965年3月20日，在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上，决定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要马上恢复。
　　研制核潜艇，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试验中别人不敢决策时，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敢拍板定案，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和修正。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个雅号：“彭拍板”。但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的拍板是在严格的数量化的基础上的拍板，是以科学的态度对人民、对祖国敢于负责的大无畏精神!

                                        担任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核动力是核潜艇的关键核心技术，没有核动力，就没有核潜艇。1965年3月，组织决定彭士禄负责整体技术抓总。在全体设计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协同努力下，100天后，核动力装置陆上模拟堆和装配潜艇的蓝图便设计了出来。
　　就在彭士禄要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文革”突然爆发了。他顶住干扰，边建试验室，边进行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试验。白天，他应付着造反派的批斗，晚上，组织难兄难弟反复研讨、修改、审定。可是，1966年初组建的陆上核动力装置工程项目，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工程进度极为缓慢。直至1968年夏，核动力装置的主厂房基坑还未挖出，距中央指定完成运行的日期只剩下短短的20个月!
　　时间、形势、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1967年8月，中央军委以“特别公函”方式，发出了核潜艇研制进度的动员令。聂帅强调：核潜艇工程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要抓紧、要落实。毛主席于1968年7月18日签发了“718”指令。
　　有了“718'指令，工地上8000多名工作人员热血沸腾。不论是科技人员、工人还是解放军，日夜奋战。经过一年的抢建，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多种实验室相继投入实验。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人安装，近万台件的设备仅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完毕。
　　1970年7月15日下午，周总理在叶帅和聂帅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专门听取彭士禄等人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做专题汇报。周总理步人大厅后，双眼不停地在人群中寻找着，第一句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彭土禄立即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总理!我来了。”周总理用慈父般的目光望着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转身问身边的叶帅：“你认识他吗?”“认识！早就认识!”叶帅朗声回答。“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是彭湃同志的儿子。”周总理对身边的同志说。
　　汇报时，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询问每一个环节。他说：“现在的试验已经经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四大关。你们要记住：还有一个试验关，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加以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科学试验与革命工作一样，既要大胆积极，又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
　　会后，周总理决定立即用自己的专机送彭士禄等专家一行回基地。行前，周总理说：“从这里(会场)直接送你们到机场，不回家了，行不行?”大家坚定地点了点头。总理舒心地笑了。临行前，周总理特意热情地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彭士禄把周总理的话铭记在心中。同时，他更懂得总理的用意。
　　反应堆从7月25日开始提升功率，26日核动力装置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核能发电。所有的同志都高兴地跳了起来，“真正看到原子能发电了。”蒸汽管道中灼热的气流在高速地流转，离合器宽大的轮盘在摇摆中高速转动，越转越快……
　　反应堆从10％功率后，开始缓缓按九步提升功率，在每一功率水平稳定一段时间，以便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测量数据。而每提高一个数量的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报告，一回路主管道应力指示过高，超过设计值一倍多。”操作员的报告使大家大吃一惊。这可是不祥的预兆。万一主管道破裂造成失水事故，其后果不堪设想!还能试验吗?彭士禄决定立即进行现场检查和分析，他觉得这是由于应变片质量不好而测出的假应力值。于是彭士禄便立即拍板继续运行实验并更换应变片。试验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和“冒险”是正确的。
　　“报告，出现停堆信号，控制棒已全部落下并停堆。”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事故，原因何在?何况每次检查的结果都没有异常的现象。经过论证分析，彭士禄认为反应堆安全信号灯过多了，太安全反而不安全了，可谓是物极必反。于是他果断地拍板把5个停堆信号灯“拆除”。此举不仅保证了反应堆的安全，而且也保证了反应堆的可靠运行。
　　1970年8月28日再次进行主机满功率试验，8月30日18时30分，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着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人们在尽情地欢呼，而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沉重的眼帘垂了下来，头靠在椅背上，颤抖的手费力地摸出一包烟，颤抖地点上火，一口气把烟吸了半截，然后慢慢地吐了出去……
　　为了提升功率，为了保证试验成功，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仿佛连分享成功喜悦的一丝力气都没有。为了提升功率，他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家小千里迢迢来川接风，甚至连家都顾不上理一理，便投入到模式堆大厅。他的妻子虽然患风湿性心脏病，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放弃了她所热爱并从事多年的教育事业，来到这常年潮湿的山沟里，同样为模式堆的启动运行而努力奋斗。8岁的女儿突患肝炎住进了医院，而他俩却不能守护，都在核动力堆上拼搏。女儿被医院隔离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间里，只能孤独地与从房缝里洒进来的月光对话。妈妈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时间来看女儿，而女儿却轻轻地对她说：“妈!是我拖累了你们的工作，别告诉爸我生了病，这样会影响他的工作，等试验成功了再告诉爸爸……”母亲听了这话，不禁潸然泪下……
　　彭士禄的儿子因无人照料而食物中毒也送进了医院。还有一次，孩子一个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脚，左脚大拇趾的筋全被割了，缝了11针，留下的残疾是大脚趾至今不能自由弯曲。而孩子同样不让母亲告诉爸爸。
　　这是一对多么可爱的子女啊!他们默默地为着父辈的事业、为着国家的强盛，同样尽着自己的心力。
　　刚刚完成陆上模式堆的提升功率试验，彭士禄就又带领一批技术骨干马不停蹄地赶到核潜艇造船厂，他是核潜艇首艇航行试验领导小组的成员，又指挥着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把核反应堆装到真正的核潜艇里。又是与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日夜奋战在现场。1970年就完成了码头系泊试验。当核潜艇首次航行试验之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专门召开中央专委会，听取首艇试验汇报，又做了一系列亲切关心、细致周到的指示：“试验本身就是摸索，要摸清楚，……要把工作做细，要取得全部必需的数据，要积累经验……”
　　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期盼着首艇试航。作为首制核潜艇试航试验组的副组长的彭士禄坚信试航一定能成功，但也不免担心万一有误。临行前他非常有信心地对爱妻说：“你放心，我相信试航试验一定成功，但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难过。”当试航试验顺利成功之后，彭土禄回到家中幽默地对爱妻说：“遨游在大海中真是美极了，不管海浪怎样巨大，坐在潜艇里却是那么平稳，一点也不摇晃，你也真应该到潜艇里去享受一番。”
　　1972年，当叶剑英元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核潜艇的影片后，起立鼓掌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彭士禄想到的是我们做到的与世界先进的水平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需继续努力。1974年朱德委员长在海军司令肖劲光陪同下，稳健地登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指挥台，检阅了已交付海军使用的命名为“长征一号”的鱼雷核潜艇。他十分高兴地说：“谢谢同志们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奋斗。海军现在有很大变化了，这是走自力更生这条路的结果，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把海军建设推向前进”。朱委员长的关怀和指示使核潜艇广大指战员和参加研制的全体同志，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有力地激发了他们团结一致，骑鲸蹈海，开拓前进的志气和勇气，为保卫祖国的海疆，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彭士禄在担任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对核潜艇研制、生产过程中的许许多多跨部门的重大技术问题都是做到调查研究、心中有数、严格把关、组织协调处理，又能果断决策、敢于拍板。若没有“彭拍板”的拍板，可能核潜艇研制时间就会拖延、推迟。某艘后续核潜艇的制造由于没有人协调、拍板，一拖就是几年，彭总设计师一拍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奇迹般地竣工试航了。彭土禄就是这样苦干、实干、无私无畏地干、胆大包天地干、敢冒风险地干、敢为人先地干，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1979年，人民中国为了战略防御，由彭士禄和另一位传奇人物黄纬禄及广大科技人员联手研制成功中国的导弹核潜艇。
　　1982年10月12日，湛蓝寥廓的天空，与远处的大海融为一体。在那深邃的大海深处，突然间一声沉闷的巨响，海面上顿时冲起数十米高的水柱，像宝塔一样兀立在海面上。洁白蛟龙般运载着导弹的火箭在水柱中升腾，水帘从箭体上滑脱，像瀑布，似激流，晶莹迷人。望着这令人激动的场面，彭士禄热血沸腾，双拳握得紧紧的。

                                         建设中国首座核电站

　  70年代初，中国第一座核电站还处于研究设计阶段，当时选择的方案是熔盐堆。彭士禄对此提出反对意见。1972年4月他坦言直谏：“熔盐堆太脏，在工程实际上也无法应用，因为在常温时设备里都充满了固体熔盐，很难维修。而中国搞压水堆有基础，核电站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他的建议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终决定采用压水堆方案。
　　1974年，周总理在听取核电站汇报时不停地提出一个个问题：“核电站排出的废物怎么处理呢?”“埋在深山洞里。”彭士禄起身回答说。“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周总理非常关心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一再叮咛：在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1983年初，彭士禄受命担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的总指挥。他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的房间里，早晨吃方便面，或者和胡秘书等一起吃胡秘书用电饭煲煮的面条，中午吃胡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埋头在桌上亲自计算了100多个大亚湾核电站的主参数。这些数据与后来外商所提的数据相比极为相近，做到了我方心中有数。他又进行了经济计算，分析了它的投资经济效益，提出了进度、投资、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和措施。通过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计算，他明确指出了工程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提出了核电站时间价值的重要性。所以他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快马加鞭地干，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修路、修建淡水库、征地移民、施工用电、破土动工等工作，并组织与外商进行各种技术、经济谈判。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的董事长石威廉先生在一次与我国国家领导人会见时说：“与你们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的确，彭士禄为了核电建设，为了我方利益有时与港商石威廉先生吵得面红耳赤，但吵过之后又是好朋友。10年之后，当石威廉先生完成核电建设任务，即将告老还乡回英国之前，专程到北京与有关人员辞别。他对彭士禄和他的家人们说：“Poul(彭士禄英文称呼)真正是一个正直、善良、坦率、真诚的大好人、大专家。我非常钦佩他。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和他合作。”
　　1988年后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他仔细地计算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技术、经济数据，编制的“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极大赞赏。为了筹集资金，他与国务院核电办公室主任陈增庆等同志一起，在一周内跑了三省一市……
　　彭士禄是开垦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从潜艇核动力，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垦荒。他属牛，他的性格也确实像一头牛，所以有位核电站的炊事员送给他一尊“垦荒牛”的塑像。他的责任感极强，勤奋、努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那坚强的毅力和耐力使他能克服重重难关，直到最后胜利。他的一大缺点是欠缺通融性，可以说不谙世事，不善关系，我行我素。由于长期全神贯注在核动力上，别的问题就想得很少，甚至忽略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常识。这大概就是一些人常说的“科技人才性格古怪”吧。
　　如今，彭士禄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他的那颗“裂变”着的心，仍然像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那样燃烧着、沸腾着。他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国核电站的建设从技术上、经济上进行新的探索，出谋划策、日夜奔忙……